【作者介绍（鲍文蔚）】
布封（１７０７～１７８８），法国博物学家、作家。生于勃艮第省的蒙巴尔城。贵族家庭出身，父亲曾为州议会法官。从小受教会教育，爱好自然科学。２６岁入法国科学院。１７３９年起担任皇家花园（植物园）主任。１７５３年被法兰西学院接受为院士。他用毕生精力经营皇家花园，并用４０年时间写成３６卷巨册的《自然史》。
布封的主要著作《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爬虫类史》《自然的分期》等几大部分，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反对“权威”的臆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为后来的科学家引路。经他解释的宇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宇宙的主人不是上帝而是人。人是自然界的中心，决定他周围的一切。
作为科学家，布封颇受诋毁，作为文学家，却受到普遍的颂扬。他写的《自然史》，笔锋富于感情，其中《自然的分期》是一部史诗，他对狮、虎、豹、狼、狗、狐狸的猎食，海狸的筑堤，用形象的语言，作拟人的描写，生动活泼，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布封在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上的讲演《风格论》中提出，一个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载入不朽的文字，始能不为他人所掠夺，而垂于久远。思想是公物，而文笔（即风格）则属于作家自己，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论点肯定要被新的研究成果超过，而文章风格却是后人无法代替的。法语中一般所说的“文如其人”或“文即其人”，就是从布封的名言“风格是属于个人的”中引申而来的。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法国文学史》对布封的评价】
布封以卷帙浩繁的《自然史》而闻名。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根据气质、性格等次要原因，把布封视为与启蒙运动作家“截然不同”“游离于１８世纪之外”的作家。但是，从布封所宣传的唯物宇宙观、重思想内容的文艺思想，以及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社会政治理想来说，他与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完全合拍的。他虽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但他的贡献汇入了启蒙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主流。他的《自然史》，以其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巨大的规模，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当然，其战斗性远远不能和《百科全书》相比。
布封生于法国勃艮第省蒙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法院的推事，以继承关系获得封地，成为一个穿袍贵族。布封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他爱好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中学毕业后，他还学过法律和医学。１７２３年，他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公爵，一同在法国南部、瑞士和意大利游历。他在这个公爵的家庭教师、德国学者辛克曼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博物学。１７３２年，他回巴黎以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１７３３年进入法国科学院，翻译了英国学者关于植物学的论著和牛顿的《微积分术》。１７３９年，他担任皇家御花园的总管，一直到他逝世。他利用御花园的条件，毕生进行博物学研究。１７４８年，他开始写作《自然史》，他在几个助手协助下，辛勤地进行工作，每天埋头著书，数十年如一日。最后，完成了３６册的巨著。
《自然史》的头三册出版后，由于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世界的起源，被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为“离经叛道”，险遭“宗教制裁”。布封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恭敬地写信给神学院，声明自己“无意‘反驳’圣经”，但此后，他在《自然史》中仍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这部论著在布封生前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入院时发表的那篇演说，就是著名的《风格论》。
《自然史》是一部博物志，但它的语言优美，又不乏艺术的形象描绘，因而也有文学价值。它包括《地球形成史》《动物史》《人类史》《鸟类史》等几大部分，对整个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和解释，清除了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如在地球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上，它离宗教之道、叛《创世纪》之经，描写从太阳分裂出来的火团如何冷却为地球，地球上物质如何变化而有了植物与动物，最后有了人类；人类的发展也不是像圣经所说，是由于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果，而是在生产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在整个《自然史》中，上帝是不存在的。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自然史》的一大贡献。由于布封坚持以唯物主义解释世界，而且，他进行研究是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得出结论，反对先验主义的臆断和猜测，因此，他在科学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他是现代地质学的先行者，他关于生物的描述，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在物种起源方面，达尔文称他为“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
布封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宣传者。在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里，上帝不是主人，主人是人；一切不决定于上帝，而是决定于人的双手。他这样热情洋溢地唱着人的颂歌：
凭着他的智慧，许多动物被驯养，被驾驭，被制服，被迫着永远服从他了；凭着他的劳动，沼泽被疏干，江河被防治，险滩急流被消灭，森林被开发，荒原被耕作；凭着他的思考，时间被计算出来，空间被测量出来，天体运行被识破；凭着他的由科学产生出来的技术，海洋被横渡，高山被跨越，各地人民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个新大陆被发现，千千万万孤立的陆地都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总之，今天大地的全部面目都打上了人力的印记……大自然之所以能够全面发展，之所以能逐步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完善，这样辉煌，都完全是借助于我们的双手。
这种热烈的赞颂，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自然史》中有文学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是对动物的描绘。布封不是用完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介绍这些动物，而是带着亲切的感情，用形象的语言替它们画像，因而描写生动具体、饶有兴味。在他笔下，小松鼠善良可爱，大象温和憨厚，鸽子夫妇相亲相爱。布封还往往把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以某种人格，马像英勇忠烈的战士，狗是忠心耿耿的义仆，都受到布封的赞扬；啄木鸟像苦工一样辛勤劳动，得到作者的同情；海狸和平共处、毫无争斗，引起他的向往；他把狼比喻为凶残而又怯懦、“浑身一无是处”的暴君，他把天鹅描绘为和平的、开明的君主。布封通过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眼光，将动物拟人化，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寄托了他对“开明君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想。他的动物肖像具有寓言的含义，而其中的寓意又渗透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选自《法国文学史》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马》赏析（王光）】
作者以流畅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法，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马的形态、习性、生理功能以至马的用途。马在作者笔下不是画，却是舞台上的角色，一神一情，一举一止，仿佛历历在目。那细致与逼真，可以令与马为伍的人为之倾心、赞叹，令不曾接近过马的人发现许多新奇的知识。更能引人感兴趣的，还是写驯马时的传神和写野马时的赋意：驯马是忠勇屈从的形象，野马是自由的象征，然而，布封的细腻绝非琐细。无论描写什么，于品质有益者予以描写，于品质无益者概不入文；与品质关系密切者放开细描，与品质小有关系者一笔带过。全篇下来，细而不繁，丰而不杂，实而不赘，风貌秀丽舒展，犹如一株依主干风姿修剪枝叶而成型的观赏植物。
布封的马给人以不寻常的亲切感，读者有时甚至自感与马亲切了许多。这正是布封的高明之处。他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写道：“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和人一起“共欢乐”。他的意图已经流露：要把马当作人的同类来写。
马在战场上本是被迫冲腾蹿跃的，但作者却说它是“喜爱”并“追求”兵器的撞击声；马是受人摆布和约束的，但作者却指出它“知道克制”自己；马被驯服，这种驯服却被作者说成是一种“教育”。驯马在作者笔下变成了具有文明意识的生物。
同样，作者在说野马能够因为不受羁绊而“感觉自豪”，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不愿意“作战”，过着“和平生活”。总之，凡能够用写人的语言的地方，作者都力避使用动物学的语言；即便是本来并无“意识”的本能动作，作者都写成具有人一般意志的自觉行为。马被人性化了。
人性化仍不足以令人产生亲切感。作品字里行间还散逸着比人性化更能催动人心的气息，这就是人格化的描写。马具有“无畏的精神”，能在危急面前表现出“慷慨以赴”的凛然大义，具备“舍己从人”的风格，在险恶关头能“奋勇当先”。这一切，使得由性灵之物跃入“文明者”之列的马，再一次升华到了“崇高者”的境界。
塞万提斯着力刻画过堂吉诃德游侠骑士那匹晦气的老马，吴承恩悉心描写过唐高僧西天取经的白龙神马，拉伯雷不厌其烦地勾勒过巨人卡冈都亚的带传奇色彩的大牝马，李贺曾一口气写成表现迥异特征的《马诗》二十三首，许多游牧民族的诗人们也留下了无数歌颂马的优美赞词。他们或是描摹，或是臆想，或是刻画，或是塑造，或是礼赞，将马的形象存入了文学的宝库。那些马都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引起人们的喜爱，但是它们往往局限于某一感情、某一氛围、某一性格或某一人物精神。布封的马在这一点上与它们极为不同，这就是，他的马是与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布封比之前人有其幸运条件，他处在现代科学起步、腾飞的时代，科学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并引起人们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这个时代背景也为《马》打上了印记：布封赞美马，不仅赞其自然美、灵性美，而且还要赞其“人格”之美；布封将人类的美德赋予笔下的马，然而决不给它们加上人类的陋习与恶念；布封同情驯马的品格，然而却赞美野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