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居易在谪居浔阳城的孤独中，深深地体味了其人生经历，并不断进行着反思。孤独本身即是一处丰润的精神家园，是诗人在灵魂和人文精神中不断探究和自我超越的故乡。因此，体验孤独对于诗人来说是寻找人生意义的必经之路。在孤独中，诗人白居易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及自我内在的整合，从而在作品中喷涌出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获得诗歌的深度、思想的深度。
琵琶声中的凄清、悲愤与寒冷，也是白居易当时心境的具体体现：怀念故乡，心系长安，但回归之路既不可望，更不可及，仅仅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更深一层来看，白氏对现实生活极不满意而又无可奈何，对于回归精神家园充满期待而又不可复归的无奈更加凸显了他对过去的缅怀和追忆。白居易就是在与琵琶女对等完满的心灵共鸣与精神契合中，“从心灵上完成了对于长安、对于精神家园的回归，又一次在心理上体验了为官翰林和左拾遗时的巅峰经验”。①白居易曾经胸怀大志，江州之贬，使得白居易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他由社会的中心位置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和政治的边缘。他身为士大夫的权势丧失，身为文人的尊贵也受到极大的挫伤。权势的争夺，使他不得不体会难以接受的抛落在政治和事业圈子之外的孤独，这也造成了其人生价值的失落。而琵琶女弹奏的凄切、悲愤的琵琶声及她的讲述直接撞击白居易的心灵之门，唤醒了他对过去生活的追忆。在白居易的世界中，长安是其人生境界的一种象喻，包含着他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追寻。长安和其所曾拥有的权势，即是白居易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冲突构成了诗人难以排解的内心焦虑，孤独、焦虑、失落充斥着他的精神世界。一曲琵琶凄冷的意境，衬托出“天涯沦落人”的哀怨、悲伤。诗人与琵琶女情感的共鸣点是“沦落人”，处于社会边缘和弱者地位的他们在思维和情感上才容易沟通交流，产生心灵的共鸣。“琵琶女也是白居易个人曾经拥有的辉煌时期的象征。而那琵琶声中‘铮铮然’的‘京都声’，则是一个符号──长安的符号，一种代名词──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的符号。”①而白居易和琵琶女都用人性的敏感从对方找回了自己当年意气风发、盛极一时的强者的感觉，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的丧失和精神家园的不可复归。因此，《琵琶行》不是简单的表象和姿态，也不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自欺，它是诗人清醒面对生命、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通过《琵琶行》的表述，不但能理解有限的言语，也可以理解言语背后存在的知己意识。
二
白居易忧国忧民却遭毁妒，不为君主知遇，贬为江州司马而被逐出社会文化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遇。从《长恨歌》到《琵琶行》清楚地反映了作者思想转折过程，初到江州时，白居易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不平，另一方面对唐宪宗寄予厚望，他幻想能重新回到皇帝身边；一方面想积极入世，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忧谗畏讥，所以在《长恨歌》中表现为淡淡的哀伤，也即是作者所说“恬然自安”。而作者谪居江州一年后，对唐宪宗的厚望最终破灭。表面的“恬然”终究掩盖不住他潜意识中的“知遇”意识，一曲琵琶乐，打破了这种恬然的状态，它使两颗孤寂失落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既使孤高自赏的琵琶女“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又使曾经高贵的白居易“今日闻君琵琶语，犹听仙乐耳暂明”、“江州司马青衫湿”。可以说是琵琶声使白居易暂时平稳的状态被打破，在急剧的内心冲突和急切的外在变化中，一下把他沦落的焦虑放大到了极致，同时也把他精神家园的追求凸显出来。从而产生了“士不遇”与“求不得”的浓重的忧患与悲凉意识。白居易对于长安的思念，就是在心灵深处对于这种价值理想的追寻，对于精神家园的归依。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他埋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化解他那对于现实生活的不适和排斥之心态。对于过去的向往，真实的再现了他精神家园的失落。
同时白居易又作为一位充满孤高心灵的极富才华的一代文学宗师，更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上对等完满的交流与共鸣。“文人怀才不遇，被逐出文化中心，流落到了边缘，这与‘父权’文化中本身就属于边缘文化形态的女性遭遇相似，不免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生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歌妓与寡妇，之所以被一些文人一再咏叹，就因为她们只是男权文化的‘玩物’和‘弃物’，被抛离生活的主航道，对中心已经没有很强的粘附性，这与文人的身世更为近似。”②白居易与琵琶女，身世经历、社会地位迥异，但他们都是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牺牲品，这就是一对“天涯沦落人”的所“同”之处。这就是诗人为什么会把一个卑贱的歌妓引为知己，并且挥洒同情之泪的原因。文学史上屈原多用香草美人之喻，“使士为知己者用的政治主题与生命主题表现为文学作品中的‘女为悦己者容’的诗文意象及红颜知己的题材，并转而成为后世士大夫与风尘女子结成相怜相知关系的思想感情基础，以至于这种‘红颜知己’情结成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的重要内容。”③屈原在作品中把自己政治上得不到君王信任、同僚理解的孤愤，比拟为佳丽独处；求知于君而无路比喻为女子无良媒与不得自申。这种形象明显地体现在《琵琶行》中。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士大夫阶层渴求“知遇”的文化心态在《琵琶行》中得到了深化与发展。在此前的叙写“红颜知己”作品中，多为明显的虚拟借喻，而对此作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明显的争论。如宋洪迈即对此诗叙事是否真实提出了疑问，霍松林先生认为：“宋人洪迈认为夜遇琵琶女事未必可信，作者是通过虚构的情节，抒发他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这是抓住了要害的。但那虚构的情节既然真实地反映了琵琶女的不幸遭遇，那么就诗的客观意义说，它也抒发了‘长安故倡’的‘天涯沦落之恨’。看不到这一点，同样有片面性。”④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并无人对于此种类型的诗产生真实与否的争论，像屈原等人的香草美人之喻的诗，大家几乎公认是虚拟之作，而对此诗却首次产生如此的争论，这正是这首诗对传统的深化与超越之处，作品正是在这种亦真亦幻的叙事中，表现了白居易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实际上，“白居易把出身卑贱的歌妓引为知己，在唐代有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唐代歌妓的地位高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文人乐于与歌妓、女诗人来往唱和。”⑤唐代也崇尚描写妓女不幸遭遇的诗文，这一风尚对以后各朝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诗人从琵琶女的身上照见了自己的影子。他素怀“兼济天下”之志，且有安邦治世之才。怀琼握玉，却不见容于当世，反而无辜遭贬，落了个“天涯沦落”的下场。包含着深广的忧愤和厚重的社会现实内容而非一己之欢，从而使我们记起了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使古代文人士子的知己意识升华质变而具有深沉的历史与文化意蕴。
三
总之，在与琵琶女的交往和心灵碰撞中，白居易谪居浔阳的失落与焦虑凸显了出来。天涯沦落、相逢相知的慨叹，表现了诗人精神家园的失落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在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心态中的知己意识的深化和超越中，深刻展现了白居易渴求知遇以建功立业、苦求知己以心灵共鸣的知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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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 赵永建：《琵琶行的创作心态论》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５）
② 王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③ 张惠民：《论知己意识的历史文化内涵》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１９９４，（４）
④ 霍松林等：《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３
⑤ 王玉彪：《泪湿青衫为哪般》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２）
──原载《岱宗学刊》，２００５（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