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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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简洁的文本，它本身的叙事结构是双重的，呈现或包含的叙事情感也是丰富而深厚的。首先，“第一人称”的叙述人称，造成文本第一个叙事层面的限制要求，使文本叙事内容有了一定的限制或者说选择，而不是完整的“故事”讲述。叙述语言的本分和话语呈现的平实，整个文本的阅读给人一种原态化、不确定性的真实感受。其次，是“我”──一个店小二的第一人称叙述──是一个没有完全浸染社会世故却也略知人事的“少年”视角，不仅带来“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真实和亲切，而且呈现出“故事”表层叙述的单纯和客观态度。第三，在第一人称的有限叙述的同时，在孔乙己其人其事或者听说其人其事的叙述中，不时转换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形成“故事”叙述的多重声音。也就是说，第一人称的“我”回忆讲述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孔乙己的“故事”；而孔乙己的“故事”又不是完全由我来判断和说明的，是在他者的不断补充（听说议论）中完成的。第四，正是这样的多重声音，说明叙事存在的深层结构和层次性。最深层的，整个的文本叙事是由叙述者在所有人眼光后面不知不觉地推动，让创作主体的情感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暗示或呈现，因此也使文本的意义丰富而深蕴。这种注重叙事技巧的现代意识，使汉语传统叙事的故事性减弱，在平淡深挚的叙述里体现了作者难以言说的悲凉情感。

　　另外，从叙事文学的内在结构来说，一个文本的聚焦人物能够照亮整个文本的叙事。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文本的多重声音和这种声音造成的潜在意义和情感，我们可以从文本的聚焦人物来看看文本结构，或者说叙事技巧。

　　在一个圆润和完整的叙事文本里，叙述的“话语”、故事和人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不仅语言、叙事人称，还有叙述的“话语”和“话语”呈现的所有人物和故事，都是相互补充和联系的整体结构，各自发挥着各自缺一不可的文本结构力量。正如在传统的叙事作品《西游记》里，除了孙悟空这个聚焦人物，其他人物也是完成孙悟空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存在和参照。不仅师徒之中的其他三人在“孙悟空”形象的人物构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就是各种神仙人物和妖魔鬼怪的存在，才能生成或者说在文本内部完成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独特个性和艺术塑造，进而完成叙述者在“故事”层面和内在叙事倾向中追求的目的、思想与情感体验。同样，我们在《孔乙己》的分析认识和阅读体味中，需要把握孔乙己这个人物，或者说正是这个人物照亮了整个文本的叙事层次。只有充分认识这种聚焦人物和照亮文本的叙事策略，才能通过文本的叙事结构体会创作主体在叙述故事背后灌注的叙事态度和叙事情感（情感的倾向性）。
这样的聚焦谋略和技巧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文本）的结构，也是具体叙事的一种艺术手法。像《水浒传》第十二回，在写到急先锋索超为周谨鸣不平、而叫阵与杨志比武的情景，叙述者在简单交代二者你来我往的交战后，却转而描写梁中书和众军官、众军士们的神情举止。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的《导言》中，借这个情节和金圣叹的眉批，说明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切入叙事研究叙事分析的角度不同⑤。却也提醒我们，聚焦中心人物的眼光和视角，包含了更多的作者的叙事策略，也隐含了叙事的某种情感暗示。在描写杨志与周谨、索超两个人比武的不同叙述里，文字背后叙事情感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小说文本《孔乙己》的叙述在聚焦中心人物的同时，是否也暗示了叙事更深层的批判意义和目的追求呢?

　　《孔乙己》的叙述从容而简洁，其艺术力量，来自对于孔乙己生存真实的艺术揭示，还有隐含的各种视角，以及具体到每一个字的艺术锤炼；同时文本包含的作者对于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同情，也会深深打动读者。这种情感的复杂，除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艺术的高超，还在于简洁和更深层的暗示与批判。作者在不到三千字的一个短篇中，那么充分地展示孔乙己的人生悲剧和生命尴尬，而且是在一个典型的环境里，采取了不同人物的眼光和视角的多重透视，像中国画的皴法与点色，既丰富了故事的生活本色，又创造了文本的多重意蕴。看似不经意间，达到了叙事技巧的出神入化。在孔乙己悲剧人生和被同情的细致体贴中，第一人称的人物视角和内在转换的多重叙述，形成聚焦中心人物的多重眼光：１、“我”——瞧不起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的小伙计；２、公开嘲笑孔乙己的短衣帮（顾客的一部分）；３、惦记孔乙己的掌柜的；４、没有直接出现但是存在的、坐在里面喝酒的穿长衫的主顾们；５、显隐在更远的背景上的何家和丁举人；６、只注意孔乙己的茴香豆而凑热闹的孩子们。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以描写周围人的眼光来聚焦读者的眼光于比武的两个人身上，那么《孔乙己》的聚焦孔乙己的描写有着高超的叙事追求。如果你从聚焦人物孔乙己身上把眼光回转过来，你会发现鲁迅在不动声色中，给我们勾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是孔乙己悲剧演绎发生的生活真实与存在真实。这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孔乙己只是个人物，而文本是一个多重的完整的结构，意义在结构的深层丰盈和彰显。“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言的。”⑥

　　正因为鲁迅作品揭示的这种中国人生存的真实，所以当你的阅读真正进入文本的时候，除了冯文炳（废名）先生所说的阴暗而沉重的感觉，一股悲凉也会从你心底升起。鲁迅现代小说家的力量不仅仅是作品的思想性，更主要的还是艺术揭示的深刻性，显示了一种小说艺术的真正力量。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对于每一个人物的设置和暗示，看似不经意间的描写和牵连，在包含了更深层的批判锋芒的同时也表现了对于卑贱者的真正体贴。孩子的单纯与少年世故，公开地嘲笑和无情地毒打残害，迂腐古板却不失善良，温和精明而较量锱铢，这都是作品简洁而从容的叙述中，极自然地三言两语就揭示并勾勒得神态活鲜的东西，文笔的老辣和内敛让人叹服。孩子们因为热闹因为要得到一颗茴香豆，而注意孔乙己，而我的注意和回避孔乙己要教“我”茴香豆“茴”字的四种写法，就在“我”“太傻”和不会“羼水”的背后，仍然比那些孩子多了几分“世故”。短衣帮的公开嘲笑孔乙己，只是让孔乙己在喝酒的时候，难堪而已。但是作为“读书人”的何家和丁举人，对于同样是读书人的孔乙己，却是毫不留情地吊打和弄残双腿。科举读书的发达是财富的攫取和权势的嚣张，文人的没落却是谋生无术、走投无路。如果短衣帮的麻木不仁值得批评和同情，而读书有钱的丁举人之类人性泯灭的同类残害，更令人发指和诅咒。由于孔乙己的迂腐无能和好吃懒做的毛病，在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也看到他的善良和某些诚实的品质。因为能把有限的“多乎哉?不多也”的一小碟茴香豆，分给凑热闹的孩子们一颗，这种贫穷落魄中的“大方”可能说明孔乙己生活沦落中，还有美好闪光的东西。而不经意间提到掌柜的对于孔乙己的追问和态度，特别是居高临下地追问“孔乙己”偷东西挨打的神态，以及惦念孔乙己的十几文欠账，轻轻几笔就写出了商人锱铢必较的敛财本性还有笑脸背后的冷漠势利。虽然作者的文笔是内敛的，但深藏的批评眼光却是那么冷峻。

　　可以看出，聚焦孔乙己的叙述、人物和不同眼光形成一个真正的叙事的意义结构。简而言之，小说文本《孔乙己》的文本叙述，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认识和理解：一是“我”以第一人称叙述孔乙己的“故事”的故事层面。二是文本叙述背后的叙述者推动整个文本叙事的叙事情感和叙事态度、影响文本整体取舍的叙事层面。三是聚焦孔乙己反映孔乙己存在真实的多重眼光形成的意义层面（或者说暗示批评的更深层面）。这在文本叙述的整合意义上形成了小说文本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当然，这是文本阅读与探讨的意义上可能性的分析和理解，而在文学批评的感悟和观照中，不能因此而打碎文本或单方面理解。

　　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文学一直承载着人类对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从古典的抒情想象到现代的叙事想象，说明了文学相同的东西，也直接呈现了区别。所以简单地说，文学在更早的古典时期，文学概念还很宽泛的时候，以诗为主体的、与散文的大的文体界分，是合理的。而在现代，文学更多地归于更加宽泛的散文化叙事了。当然，散文的内在机制在现代的流变是清楚的，除了一贯的历史叙事外，滋长繁衍了小说的叙事，也就是想象虚构的现代散文叙事。古代的散文专于质实的历史（泛指一切人类群体与个体生活真实或近于真实的纪录）叙事和职能，而诗属于想象，而且是一种神性的想象。现代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人类往古历史的去神话，人回到人自身，所以现代文学人们共同的焦虑是，怎么样地努力和颓废都找不回诗性的东西。而同时小说这种文体的兴盛，却反映出现代文化趋向平民化和生活化的价值转换。《孔乙己》在悲凉的叙事中，体现了鲁迅从传统文化走向文化批判矛盾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存在认识。《孔乙己》是一个活的文化标本，触及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存在，呈现生命真实和文化真实的同时，关怀和体贴人的悲剧存在，从过往的悲惨和颓废指向未来和现代。


　　作者简介：李生滨，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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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上）》（止庵 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７页，第５９页。

　　③ 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此文收入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页；转引自申丹 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二版），第２７页。

　　④⑤⑥ 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２页，第６页，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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