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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乙己》的三个新鲜话题,
葛胜华 鲁迅，这是一座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冷峻、崔嵬、神秘。我象个贪玩的孩童似地一直流连盘桓其间，今以《孔乙己》作一石块，试图敲开山门、拥抱山魂，不知我是否有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好运道。
一、鲁迅与孔乙己
《孔乙己》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在“附记”中，鲁迅很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用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污水的器具，里面糟踏的是谁。这实在是一种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读这则“附记”,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作者根本就无意要“糟踏”他笔下的主人公或是影射什么人，而只是用很西方的现代小说笔法去描写一种社会生活现象或是某一类人物，褒贬抑扬藏于字缝间，任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或怒或笑，或取或弃。我还知道，在鲁迅先生全部的文学创作中，他最深爱的是《孔乙己》。据当年曾多次拜访鲁迅先生的著名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宫竹心）在他的自叙传《话柄》一书中披露，一次和鲁迅聊天，话及小说创作，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还是《孔乙己》。并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鲁迅这句话的含义，我猜是指写小说，作者要尽力避免夹叙夹议，滥发感慨，而是让人物的行动本身来说话。
作为一篇有着深刻现实主义意义的经典小说，大抵是有“模特儿”的。《孔乙己》就是鲁迅早年对绍兴东昌坊口住着的一位叫“孟夫子”的人观察所得，而流布更广的说法，则孔乙己的原型是鲁迅乡人“亦然先生”。这位“亦然先生”穷愁潦倒之后，只得在娘子的再三催逼下拎篮子卖起了烧饼油条，但他既不肯脱长衫，也不愿大声叫卖，只好跟在别的小贩后面，人家大声吆喝“烧饼油条”，他轻轻地念一声“亦然”。迂腐可笑，叫人悲悯。
但生活原型一旦提升到艺术表现的层面，也就是“亦然先生”蜕变为“孔乙己“的创造过程，作家试图向社会发表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本身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后撞破“铁屋子”的第二声“呐喊”。前者只是泛泛地点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吃人的历史，那么，后者则上对这种“吃人”现象的具体而微的艺术解剖。
而且，我在仔细研读了鲁迅先生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日记后，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孔乙己的态度和感情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复杂丰富得多。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抵北京，翌日移住山会邑馆。十日的记载上：“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以后多是浑浑噩噩：逛琉璃厂，购古籍，会旧友，买酩酊。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这几年的书帐记录很详细：一九一六年购书总计花费４９６．５２元（大洋），一九一七年总计３６２．４５元（大洋），一九一八年总计４８８元（大洋），一九一九年总计２４８元（大洋）。而从他所购的书目来看，竟无一册“有生气”的东西，全是些“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如墓铭、残碑、骈文、刻石、拓片类。所以，他在《呐喊·自序》中很无奈地回答钱玄同的逼问：
“你钞这些有什么用？”这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可见得鲁迅先生当年在补树书屋寂寞如古井荒野的心境。他的钻故字堆的活法与正在孕育风暴的五四前夜的现实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他之购买、搜集、抄录、赏玩残碑拓片的“迂”与孔乙己之茴香豆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从本质言实在没有 什么区别。走笔至此，我忽然生出来一种超乎寻常的联想：孔乙己身上是否就藏有五四前夜鲁迅先生的影子？孔乙己之死是否暗示着作者对旧我的彻底诀别？孔乙己的原型除了公认的“孟夫子”和“亦然先生”外是否还有鲁迅本人呢？
二、孔乙己对于现在读书人的意义
一般评论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总爱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弊之。事实上，这是不确的，至少对孔乙己。“怒其不争”放诸他身上就不合情理。因为孔乙己实在是从始到终都在“争”，唯其“争”，而且异常执着，才使他“声名狼藉”，才使“孔乙己”这个单个名词成了“迂腐书生”的集合概念。
小说里有这么一句十分突兀奇崛的句子：“他是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试想，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考上的落魄潦倒的读书人，竟然不审时度势而脱下长衫、换上短褐，偏要端着架子，酸气四溢，真乃可笑可鄙之至，从“短衣帮”或一般世俗的识见。而孔乙己偏不这么想，更不这么做。
长衫破则破矣，脏则脏矣，但却代表着读书人的体面和他必须要坚守的价值观念，虽屡遭世人垢污，仍特立独行。由此看来，我们现代的读书人实在没有什么资本和颜面去耻笑孔乙己，倒是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在现代历史活动中的种种作为――因为社会的重压和底气的不足，现代读书人精神的萎缩，思想的狭隘，性情的卑怯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权的奴性不是随处可见吗？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读书人正是在维护最后的那件“长衫”上，竟无须一兵一卒，悉数败下阵来。作家胡平这样感慨过。青年学者王晓明也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片成片地自动趴下的悲惨情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惊恐地看到：一贯“知书识礼”的学者型作家舒芜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犹大”，心甘情愿地将他的恩师益友胡风送进了地狱；与罗隆基同居十年之久甘冒天下垢骂的勇敢的情人浦熙修，在反右的疾风骤雨中不幸成为了最可耻的出卖者；在反对“章罗同盟”的斗争中，大知识分子马叙伦、沈钧儒“反水”了，曾经是同一战壕战友吴晗拍马上阵，给了罗隆基们以最后一击。读书人的礼义廉耻、节气操守统统被一种看起来暂时比他们强大的多的社会势力轻蔑地打倒在地，剩下的只是脱下长衫的市侩或换上短褐的粗鄙乃至赤裸裸的堕落。我想，这些人如果还敢自诩是“读书人”的话，那么面对孔乙己不屈的灵魂，还能腆着脸皮取笑他的“迂”吗？
孔乙己除了一身凄怆之外，还有着不为浊世所动摇的善良，这种来自于苦难的、冷膜深重的世界里的善良，尤其令人感动。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就亲切地感受到：“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是对孔乙己善良品性的生动回应，何况他还在那么窘困的情形下把原本不多的茴香豆慷慨地分发给邻舍的孩子们。这个镜头，至少在我看来，不啻是沙漠里的一块绿洲，在咸亨酒店这个冷酷寡情的环境中，那几颗茴香豆和孩子们嬉闹的场景，无疑是最触目、最有生气的了。几颗小小的茴香豆也正是孔乙己不遗余力要传送给这个悲凉人间的些许温情。他知道，与成人的世界根本无法沟通，于是，他向孩子们堆里找寻难得的快乐和久违的童心。
他还诲人不倦，分文不取地主动地教给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不只招致小伙计的不屑，更引得后世喋喋不休的讥讽――迂！不通经世致用的学问，搞些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以炫耀于人，而且把这看成学问和本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注释就是这么写的。果真如此吗？且不说孔乙己无偿教人识字是 一种善举，一种孔夫子以来一直倡导并流传着的师德，单就“回字有四种写法”也可见得落魄的孔乙己耿耿于怀的依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儿，虽然在市井看来，这种本事不能作饭吃，不能当衣穿，也不能抵酒喝，但它属于文化──我们汉民族特有的既源远流长又深奥博雅的文化。不这么理解的话，俞曲圆、章太炎治小学、攻经史的文化业绩从何谈起？陈寅恪、季羡林的“东方学”研究一文不值？王力、吕叔湘、朱德熙为一字一词、一声一韵而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似乎愚蠢至极？但他们做的恰恰是伟大得足以令全体中国人骄傲的辉煌事业，正是有了这群对中国文化的痴迷者，才使得欧美列强、苏俄日本对近代以来的华夏保存着最后的一点敬畏和尊崇。
在当前这个尊尚物质的时代，“回字有四种写法”的命题，似乎显得特别古怪和滑稽。但冷静一想，不禁悲从中来，或许正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轻率与轻蔑才造成了普遍的轻佻和浅薄，更可怕的是这种对文化的逃避行为的社会惯性将使我们很难跻身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此，我向能“用指甲醮着酒水“写出四种回字的孔乙己敬礼！因为作为大学中文系教师的我，至今也写不完全，我没法不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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