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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
四、看蚂蚁
阿基米德曾经骄傲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
他要的是一个固定支点。理论上说，用无限长的杠杆，仅凭人的力量就能够撬动地球。但他要表达的决不仅仅是物理假设，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分子征服宇宙的冲动，是人类想要从地球表面上站起来的强烈渴望。
由此想到了东方文人对高点的渴望。
科学家要一个支点，梦想的是力量。文人要一个高点，梦想的是眼界。他们一次次登高临远，眺望着脚下的山河大地，一次次咏叹着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这些声音有些被记载下来，写进了书中。更多的声音从来没有被记载下来，东风马耳，早就踪迹杳然了。那是些什么样的大彻大悟？诗中的诗，灵感中的灵感？可惜已经消失，没有人知道。夸父倒毙在远古的神话中。谁，还能追回那些遥远的声音呢。临风怀想，我敢肯定他们中一定有人也说过这样的话：给我一个高点，我就能够洞穿世界。
一种激情在胸中鼓荡。突然意识到，我应该把登高称为观看蚂蚁的游戏。海拔越高，大地上蠕动的人群越象蚂蚁。人群越象蚂蚁，这个世界就越被彻底地洞穿。
上古的时候，有两个大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一个大国姓触氏，信仰一种宗教；另一个大国姓蛮氏，信仰另一种宗教。两个国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动了真怒，倾巢出动，相与争地而战。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残酷，大地上血流成河，伏尸千里。战争打了很多年，不过双方谁也没有发现，天空中有只巨大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们。那是庄子的眼睛。原来，庄子正在俯身观看一只蜗牛。他发现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就是那个触氏国。右触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就是那个蛮氏国。一场如此血腥的浩大战争，只不过是在争夺蜗牛的触角而已。
后来庄子睡着了，一睡千年。梦中他来到另一个诸侯国。那个国家叫做大槐安国，疆域辽阔，市井繁华。庄子在梦中易服更姓，改换名字叫淳于棼，前去求见国王。凭着他的机智聪明，被国王招为驸马爷，当上了南柯太守。在任上，他享受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而且还很有政绩。后来公主病死，他被迫卸任回到京城。因为奸佞谗毁，不幸遭到国王的猜忌，最后被削夺掉所有的官职待遇，遣回故里。贫病交加之中，他终于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正睡在一棵大槐树的下面，树根旁边有一个蚂蚁穴。蚂蚁堆起的高高低低的土丘，正是他梦中的大槐安国的京城形状。附近还有一处小一点的蚁穴，也很眼熟。仔细看时，原来是他荣华富贵了几十年的南柯郡。
一个现代文化的旁证是，电视记录片常常采用“快镜头”来压缩时间，用以表达生命与时间的关系。我注意到，《国家地理频道》中播放的许多记录片，经常采用这种叫做延时拍摄的手法。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每隔相同的时间拍摄一次，然后以正常速度播放。结果，一切都在我们眼前飞奔起来：天上的云朵象发了疯一样狂走，山川大地在云影下不停地变脸。树木转眼间发芽长大，然后枯死朽烂，几秒钟便匆匆结束了一生。动物死去后尸体迅速被分解，重归于泥土。大草原上一会儿喧闹，一会儿死寂。角马来过走了，羚羊来过走了，象群来过也走了，最后只剩下星河夜空，在那里慢慢旋转。──想起来真是相似，那些拍电视的文化人类学学者，玩的不也是同一种古老游戏吗？快镜头是一种时间上的登高。压缩了时间等于放大了视野，从而也就压缩了空间。世界就这样，一次次被那只神秘的眼睛洞穿。
这种观看蚂蚁的游戏，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味道。它在剥离我们和众生的同时，也让我们走出自己，远远打量我们自己究竟是谁。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与众生真有什么差别吗？在泰山顶上，孔子看到了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在月球上，阿姆斯特朗什么也没有看到。人已经变成了无声无息的细菌。在想象中，诗人把人间的清明上河图，缩微成了地壳演变图，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多么残酷的描述啊，你看看。人在哪里？根本就没有人。连蚂蚁细菌都没有。浩大的寂静和永恒，足以割伤我们任何人的自尊心。
我察觉到了，文人的登高张望，不仅仅是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的诉求。它还掩藏着智慧者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与好奇，掩藏着“我是谁”的古老疑惑。他们并非只是想远远看一眼自己家园的形状，对道路、山川、田野、村庄的空间关系能够一目了然；他们更想知道自己的族类究竟在哪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以及，自己究竟属于谁。我察觉到文人是这样的渴望拥有整体，需要最彻底的真实，哪怕是残酷的真实。不能容忍被任何东西挡住视线，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树木、楼台、城垣、宫墙，还是朋友、故乡、民族、国家，乃至自己的文化信仰。登高的逻辑，首先是一种视野的高度，然后是一种心灵的宽度。这就是文人。总是试图从现实出走，化做天空的眼睛。
五、对话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在山顶上，仰望苍天说。这给了我们某种暗示：逃避红尘社会，前来君临天下的文人，是不是有话要说，他们是不是有某种说话的冲动？
我敢肯定他们有话要说。登高，总是让人产生强烈的倾诉欲望。文人的远祖是那些掌管部落祭祀的巫祝法师，专门负责主持部落中各种宗教仪式，代表人间与鬼神沟通，同时也代表着鬼神前来与人间沟通。他们站在高高的祭坛上，通过巫术与上天交谈。获得神灵的旨意后，再转告给那些匍匐在下面的部落成员。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神和人之间的对话媒介。——这样古老的身份意味深长。在谈论文人登高的时候，这个念头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真的，我确实这么猜测，文人的登高也许就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行为，是对远古时代祭祀活动的不自觉的模仿，是文人在本能的驱使下，代表人间与苍天宇宙对话的精神仪式。
站在山顶上，两种方向的夸张并不矛盾：在宇宙面前，文人意识到生命的渺小，自我的渺小。而俯瞰人间红尘，他们又感觉到自己的巨大。不是蚂蚁，而是这个世界的精神巨人。他们一旦站在山顶，立刻就有了强烈的表达冲动，不可遏止。“登高能赋”是要求，“登高欲赋”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想到天下的许多好文章，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都是文人登高后写出来的，不禁悠然神往。真是好诗。李白站在庐山上，杜甫站在泰山上，崔颢站在黄鹤楼上，孟浩然站在岳阳楼上，王粲站在当阳城上，萨都剌站在石头城上，一出口就是那样的千古丽句，万世流传。在我看来，内心的冲动和外界的触发，共同制造了天人对话的机缘。
对话也许仅仅是一场追问，也许还在沉寂中进行。但那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精神的交流确实发生了。让我们想象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吧，那就是一场追问，一场天人之间的对话。一千三百年前，诗人站在永恒的宇宙面前，久久出神，遐想，然后不停地仰天问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六十年前，闻一多倾听着这场天人对话，仿佛猜到了其中的秘密，叹息不已说：多么辽阔悠远的宇宙意识啊！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诗人只有错愕，没有恐惧，只有憧憬，没有悲伤。他一遍遍向苍穹发问，对每一个问题，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更神秘、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
这就是发生在大唐帝国最鼎盛时期的某一个夜晚的天人对话。没有任何别人，只有文人，独自代表着人间，代表着一切生命，向苍天发问。
其实，这样的对话数不胜数。早在他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有过。楚国的屈原，一个掌管国家祭祀礼仪的大巫师的后人，就曾经孤独地仰望苍穹，发出过一百七十多个疑问。他在长诗《天问》中追问宇宙上界，把人类内心的困惑火山爆发般地倾诉出来，告诉给天空中的神灵。想想读者，那是一场多么壮观的对话，充满了如此勃发的生命激情。一边，是拥有亿兆颗恒星的茫茫宇宙，光族沉寂无语；另一边，是代表着人类的孤独文人，在那里血脉贲张，念念有词。完全不对等。读罢《天问》，这幅天人对话的情景便清晰地刻在我脑海中，再也无法抹去。为什么，为什么，他象个好奇的孩子，不停地追问着为什么。我一点不觉得诗人渺小可笑，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精神巨人。光族不老，一个民族却被追问得白发丛生，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当然，我并不知道张若虚和屈原站在哪里，是在江边还是在山顶上，在祭坛还是在旷野。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证明了我的猜测。在我心目中，文人永远站在高山之颠。换句话说，当那些古老而睿智的对话从远古传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文人与芸芸众生并没有站在同样的地面上。他们永远身在高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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