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急天高猿啸哀，堵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或说杜诗是巍巍的高山，或说杜诗是滔滔的大江，一部杜诗确实如一座丰碑，在中国诗坛的峰巅上岿然屹立。尽管盛唐景象被历时八载的“安史之乱”席卷而去，唐王朝成了一轮西斜的寒日，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杜甫正是在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乱世中放射出灿烂的光华，确立了“诗中圣哲”（郭沫若语）的地位。
要了解杜诗，不可不了解杜甫的生平，因为杜甫的身世遭遇，便是杜诗最好的注解。
杜甫（公元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巩（今河南巩县）人，出身名门望族，远祖杜预，西晋名将，亦为历史学家。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其父杜闲，亦做过司马等地方官。杜甫年少，适逢开元盛世，故尔豪情满怀、理想高远。二十四岁赴考洛阳未中，便漫游齐赵、遍访名山。三十岁返洛阳，遇李自、高适，更是如鱼得水，论文赋诗，极为快意。这是杜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此以后便坎坷多赛，江河日下。
三十五岁到长安谋求官职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理想，然玄宗自册立杨贵妃后便“春从春游夜专夜”，不理朝政居后宫。奸信当道、正人被斥，杜甫于长安竟困居十年不为所用。天宝十四载（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四十四岁的杜甫安顿家小于口州，只身北上投奔肃宗，不期途中被俘，押到长安，困囚了八个月。后冒险出逃，历尽了千辛万苦到达凤翔，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因直言谏净触怒龙颜，致左迁华州（今陕西华阴）。华州一年，杜甫目睹种种社会惨状，深感理想绝望，故于乾元二年（７５９年）辞官回家，从此便飘泊无定饱受战乱之苦。先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再至同谷（今甘肃成县），又至成都，仗亲友资助在西郊洗花溪畔盖一茅屋，名曰“草堂”，然成都亦非世外桃源，军阀纷争、战乱不已。杜甫只得又掣妇将雏避乱梓州（今四川丁台），时年四十八。广德元年（７６３年），安史之乱终告结束，杜甫从间州（今四川间中）重返成都，经人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有“杜工部”之称。
五十二岁时，杜甫再离草堂，开始了他最后一段飘泊的生活。大历元年（７６６年）到夔州；次年欲回家乡，但因兵乱不息而无法回归，只得往返流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之间。终于大历五年（７７０年）冬，病死湘江船上，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的一生，是潦倒文人的多难旅程，也是用诗歌谱写的人生悲剧。杜诗遗留千四百余首，悲愤地叙述了他痛苦的一生，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变，如实地记录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广大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处境。
《登高》一诗，为杜甫晚年流寓夔州重阳登高所作。孤城晚秋，猿啼鸟飞，败叶飘零，满目萧然。全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四句写登高所见，后四句抒登高所感。所览之景苍凉雄浑，所抒之 情沉郁悲抑，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悲壮而不伤感，愁苦而不消沉，是一曲卓绝千苦的秋之歌，历来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语）。
作诗取材登高，非杜甫始，但如杜甫把意境写得如此开阔壮观，实非多见。“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自鸟飞回。”上句一“哀”字，便写尽了悲秋之状，江风巨烈，晴空如海，高猿长啸，属引凄异。耳中所闻之哀，实则是心中所感之哀，万里悲秋，他乡作客，自然哀上自头。下句写深秋九月，林寒涧肃，秋江清澈，水鸟回旋。一静一动，相得益彰。天高地远，归途茫茫，傍水低飞，何枝可依。诗人颠沛流离到此，见物伤情，恐怕又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之叹了。“天高”、“沙白”、“猿啸”、“鸟飞”，这些极具夔州三峡秋季特征的景物，人得诗来，形象鲜明，读之如身临其境，且所显示的境界极为雄浑高远，令人昂扬振奋。
颔联视野更为开阔，所写景物也更为壮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上句承“风急天高”、下句接“诸清沙白”，真乃鬼斧神工天衣无缝。秋高风大，故闻落木之“萧萧”，峡峻流急，故见波涛之“滚滚”。其实作者通过落木、流水也写出了对时代的感受。安史之乱把盛唐重重涂上了一抹落日的余辉，千古兴亡多少事，长安王气黯然收。作者似登历史高台，纵观其盛衰兴亡，赌物伤情，不免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大唐王朝在政治上毕竟已进人萧瑟悲凉的晚秋时节。但是在这极其萧瑟苍凉的景物描述中，却又充满着一种雄浑奔放的气势，读来音调铿锵、意境豪放，蕴蓄着浓厚的阳刚之气。这便是杜甫的工力所在，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登高》便是一首对仗工整、精于诗律的上乘之作。且此联的叠字，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读杜甫诗常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叹，究其原囚，便在于杜甫是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写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正因为有这种非同寻常的执着，故才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佳作。是为第一部分。
以下四句为抒情，抒写自己身多疾病的艰难处境和沉郁悲抑的愁苦心情。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颈联上句一“常”字，便写出了异乡作客对作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九日》）。逃难、陷口、冷遇、贬滴、辗转迁徒、饱经忧患，写就了杜甫的一生。曾经沧海难为水，终年飘泊寻常事，长期的颠沛流离并没有使杜甫沉沦，反而更激发了他创作热情，南北流浪忧国忧民、年老多病伤时念乱之时，恰是他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内心极为痛苦、生活极其悲惨之时，也正是他作品产生最多的时期。痛苦的生活造就了完美的艺术。个中原因，并不复杂，流离中他更全面更真实地窥见战乱时代广大人民的苦难，飘泊中他在生活上、感情上更贴近人民。生活孕育了激情，人民赋予他力量。颈联下句是写其扶病登高、愁绪满怀。山河风飘絮，身世雨打萍，“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此刻登高有何乐可言，更何况百年多病，孑然一身。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沉重的感叹中收结，结得如此悲愤深沉。上句写回首一生，艰难备尝，白发日添，垂垂老矣。“艰难苦恨”，是对自己颠沛流离一生的概括，从困长安到如今寓夔州，廿年风和雨，一身愁与苦。但同时，这也指动荡不安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几家欢乐几家哀愁。如今沦落他乡老病缠绵，旧时豪情云散尽，无力回天空悲切。纵有苦恨万千，也只得借酒消愁，可惜因病戒酒，无奈有杯难举。此时此刻，诗人的悲苦之心可以想见。是为第二部分。
纵观全诗，“悲”字贯穿始终。秋风秋声萧飒荒凉，一悲也；万里飘泊异乡作客，二悲也；百年多病孤独登台，三悲也；潦倒日甚前景黯淡，四悲也。用意曲折而一气流转。然而此诗的感人之处不仅仅在于作者悲叹艰难潦倒的个人命运，更重要的是作者还概括了“万方多难”、“万里悲秋”的时代苦难。明人胡应麟评论曰：“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深沉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我想胡氏下此断语，其原因便在于此。杜诗之所以被人誉为“博大精深“，杜甫之所以被人们尊为“诗中圣哲”，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杜诗中回荡着强烈而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语），杜诗中有许多作品是直接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的，并且其反映的深刻性，更是前无古人。这就是杜甫的伟大之所在，也正是毛泽东称其诗为“政治诗”的原因之所在。他的作品与人民同在。
《登高》，一曲苍凉雄浑、沉郁悲抑的秋之歌，从古唱到今，“光焰万丈长”（韩愈句），便是因为悲自己、叹黎元、忧国家是其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