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人生观当然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爱情观方面。因此，标榜一种正确的、符合制度的爱情观，为年轻一代树立两性道德的楷模，自然也就是舒婷诗歌的重要任务。
舒婷在诗篇（如著名的《致橡树》、《双桅船》等）中塑造了一种道德女性形象：柔弱、温顺、坚贞、善解人意和恪守妇道。
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致橡树》）
这些并不新鲜，甚至显得有些陈腐的道德教训，就是舒婷津津乐道的爱情呓语。正如《关雎》可以观“后妃之德”一样，《橡树》则可以说是“后毛时代”国民两性道德的典范。情爱话语的真正指向是其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宣谕两性道德的金科玉律，才是舒婷的真正意图。舒婷的诗正是借助于这些古老但却行之有效道德戒律，加上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营造一个个美丽的道德神话。这些很快官方和公众所认可的道德准则，为大众树立一个道德楷模。或者不如说，她就像是飞翔在堕落的国度上空传播道德福音的天使，试图拯救这个国家的公共道德于沦丧。但并不能因此断定舒婷是一个虚伪的人，不能认为她在道德问题上口是心非，相反，她可以说是一个真诚的人，她总是真诚地相信自己的道德承诺的真实性和可行性。问题正在这里。
舒婷的诗歌中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可以看作是对业已崩溃的国家道德系谱的修补和代偿，有如失血的国家道德的苍白的面颊上的一抹“道德胭脂”，或者说，是一朵点缀在破败不堪的国家道德衣襟上的会唱小夜曲的“鸢尾花”，因此，它也就迅速融入国家伦理体系当中，成为国家的道德制度大厦的新的黏合剂。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教化机器而言，舒婷的诗就是最好的德育教材，也就是“德育诗歌”甜美而有用。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教”的基本策略，也体现了“后毛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她差不多就是诗歌界的李燕杰了。由此看来，舒婷不仅是“后毛时代”的美学也是其道德的代言人。
但在陈腐的道德熏风的吹拂下，这朵道德的“鸢尾花”的花期并不长久。翟永明等新一代诗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彻底撕碎了蒙蔽在现代女性脸上的“舒婷牌”道德面纱，露出了的阴郁和歇斯底里的真实面目。而在新生代诗人的严酷挑战面前，整个“朦胧”的诗歌之花也很快就面临枯萎凋零的命运。
六、诗歌“口香糖”
如果说，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舒婷的诗尚且具有对政治化的革命诗歌的对抗功能，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先锋的话，那么，自８０年代中期起，这种精神先锋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舒婷式的抒情性已然演化为８０年代中期的主流文化精神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可能是最为精彩的部分。也正因为如此，大约自１９８５年之后舒婷就鲜有新作，偶有所得，也全无新意。她近年转向散文写作，有不少小块文章出现在各类晚报的文艺副刊里，则更是不堪一读。这些文字与前几年文化市场所流行的所谓“小女人散文”颇为接近，只是尚欠了一点点“小女人”的轻灵和日常的脂粉气，而这些正是“小女人散文”的特长和成功之处。看来，当年的“会唱歌的鸢尾花”，确实早已是“昨日黄花”，今天的人们还需要舒婷的诗吗？这是个问题。
但是，舒婷的诗与这个时代的公众美学趣味之间的关系暧昧。从另一方面看，舒婷早期的抒情诗却在某种上程度被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神秘化了，它被一些大众传媒打扮成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奇迹。披着神秘的、美丽的诗学外衣，舒婷式的“朦胧诗”仿佛一只巨大的诗歌蝴蝶，在９０年代文学大众的头顶上翩翩飞舞，划出了一道道诗意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这种别有情趣的效果，正是世纪末的文化狂欢游戏中必不可少的小节目，有时甚至还会成为其中的华彩片段。
但最为令人尴尬的是：舒婷一度还遭遇到来自假冒货的冲击。大众传媒与蹩脚“诗人”串通一气，炮制大量的舒婷式诗歌的仿制品（比如，“汪国真牌”诗歌）来坑害诗歌消费者。这一现象自然遭到愤怒的文学卫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怒斥市场文化对高雅艺术的扼杀。事实上，劣质产品挤垮了优质产品，这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规律，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汪国真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舒婷诗歌精神的传播。“汪国真现象”的后果之一是启发了文化市场。人们开始觉悟了，开始思考了既然汪国真这样的“水货”都能抢手，舒婷这样的“品牌”为什么就不能热销呢？文化市场与其让水货泛滥，不如让真品充斥。这样一种商业理念与人文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商品，难道不正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好东西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就促使舒婷的诗不仅从当初的地下状态中浮现出来了，而且也走下了文学讲堂，走出了文学研究者的书斋，而迅速走进了世纪末纷乱的文化市场，特别是走进了广大中学女生的书包和床头柜。这时，舒婷的诗似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去处。
大众传媒的发达，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舒婷的诗又恰好迎合了“后邓”时代以市民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大众美学趣味。今天的电台、电视台的诸如“知心大姐”、“情感热线”之类的节目主持人，大多在其学生年代接受过舒婷诗歌的洗礼，因此，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了舒婷诗歌精神的传播者。他们很喜欢引征舒婷的诗来与听众谈心，这时，舒婷的诗就起到了一架情感的“按摩器”的作用，用来给这个冷漠时代诸多有情感障碍的听众进行“语言按摩”。从可疑的“高雅”走向彻头彻尾的“流俗”，成为世纪末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道不失为精美的文学“甜点”这就是舒婷诗歌的最终命运。然而，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如果认为舒婷的诗以及类似的事物，是世纪末的人民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毕竟由于年代久远，这份生产于８０年代的诗歌“甜点”，到了世纪末难免会变得发硬，并会散发出某种异味。世纪末一代的读者对它的陈腐的道德教谕和生硬撒娇方式显然都兴趣缺缺，只不过它作为这个时代“高雅”时尚的一部分，可以成为文化“格调”和“品味”装饰品，有时或许还可以暂时地缓解一下世纪末的“心灵空洞症”。如此而已。
在今天，即使是在舒婷的主要读者群广大中学女生那里，舒婷诗歌也并非必不可少的文化装饰物。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她们所迷恋的依然还是还珠格格、樱桃小丸子和谢霆锋，只是在特别需要用到文学的场合，她们才会想其三毛、琼瑶和舒婷之类。舒婷的诗（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实际上无非是世纪末广大女生的文学“口香糖”。它确实有着“口香糖”的全部特性柔软、黏滞、香甜。虽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也并非完全无用，咀嚼它可以使女孩子们口齿噙香，而且是时尚的标志。而且，在嚼过之后，就会立即被吐掉。只有那些黏性的“话语残渣”也许还会在女生们带锁的日记本里保留一段时间。
这大概就是那些试图迎合公共道德和大众趣味的文学所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