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不特等：《撒娇宣言》）
这与其说是“撒娇派”的自白，不如说是对他们的前辈“朦胧派”的嘲讽。“撒娇派”的行径以反讽的方式将当代汉语诗歌的本质属性暴露无遗。这一揭示是令人尴尬的和残酷的，但却道出了当代诗歌的真相。
五、道德策略
舒婷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中继续写道：
我那小篮子呢／我的丰产田里／长草的秋收啊／我那旧水壶呢／我的脚手架下／干渴的午休啊／我的从未打过的蝴蝶结／我的英语练习：I Love You，I Love You
来一两句英语，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在新的时代，学会几句英语，这也是为了能更有效和更广泛地“撒娇”，试问，当时的年轻人谁没有在树阴下捧读过《英语９００句》呢？一如他们当初捧读“红宝书”。至于“I Love You”，显然是他们首先要学会的例句，而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则是“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对时尚的趋同，也是舒婷诗歌成功的秘诀之一。
但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同为“时尚”，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乃至二千年是大不相同的。“I Love You ”的使用对象和用法，就与今天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别。电影《庐山恋》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男女主人公（分别由演员郭凯敏和张瑜扮演。他们因主演该影片而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在庐山上相识，因学英语而使两人关系密切。当他们的恋情发展到高峰的时候，两位主人公情不自禁，对着群山高声喊叫起来“I Love You”他们喊道，“ｍｙ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群山回响“ｍ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ｌａｎｄ……”罗兰·巴尔特曾经分析过“I Love You ”的七种用法，自以为已经将该短句的用法穷尽了。但他显然没有料到还有第八种用法。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更不是“朦胧诗人”。这第八种用法才是舒婷式的“朦胧诗”抒情的真正目的。“I Love You ”的第八种用法，是在短句后面加上一个宾语的说明成分，对动词的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在革命文艺中，“爱”一词的施动对象并不带有私人色彩。“ｙｏｕ”在这里是复数，这那些公共性的事物，而不是单个的、具体的“人”。人们可以爱国家、爱主义、爱集体、爱党、爱领袖，甚至可以爱公社的牲口，但要爱一个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异性，则不那么容易。私人性的爱欲是不体面的，更说不上高尚，因此，只能是一个隐秘的存在，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高尚事物来想象性的满足。这就像是有“恋物倾向”的人一样，借一些象征性的物件来补偿爱欲对象的阙如，转移那些被限制和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处的私人性欲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它要进入文学的话语空间，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在《庐山恋》中，男女主人公改用英语抒情，这本已有某种“间离性”效果，多少可以分散和冲淡青春情欲冲动的焦虑，但被公开喊出来的爱欲的对象，仍然只能是“祖国”。舒婷的呼唤声与此十分相像。“母亲”（妈妈）这一事物，是舒婷的抒情诗的基本对象之一。让我们来听听她向“国家──母亲”发出的呼唤：
中国母亲啊／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重新命名
（《会唱歌的鸢尾花》）
在这里，“母亲”与“国家”是充分一体化的，并且是抒情主人公的存在的依据和本质的命名者。“国家──母亲”，这是“国家美学”的重要母题。在这一点上，舒婷式的“朦胧诗”美学与国家美学达成了共识。无论是在舒婷的诗中还是在国家美学范畴内，“母亲”都不是具体的妈妈，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事物。在不同的语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变体，有时是“民族国家”，有时是“土地”，有时是“人民”，等等。但总体上保持着“母亲──国家──人民”的“三位一体”的结构。这就是国家美学的魔术，它像变戏法似的，放进去的是“母亲”，拿出来变成了“国家”，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国家美学与国家伦理总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舒婷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集体道德价值体系全面崩溃的时代，他们既是这一崩溃事件的目击者，又是当事人。这是他们的不幸，但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幸之处在于，这一事件给他们年轻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幸运之处在于，这个巨大的道德真空为他们重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广阔空间。“道德”是舒婷一代人的最后的自我心理保护屏障。但在不同的人那里，价值重构的策略却大相径庭。
在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看来，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道德信念、社会理念、制度神话，乃至美学范畴）已然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怀疑和颠覆的基础之上的。肯定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反抗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是“今天派”诗歌的重要内容。因而，“今天派”诗歌充满了政治抗议和对既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怀疑精神，这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灾难岁月的年轻人的精神觉醒的标志。这一点在北岛和多多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我们都知道，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向世界喊出“我不相信！”，传达了一代青年人的心声。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道德的神话的大厦应声坍塌。
舒婷的诗则包含着另一种“道德承诺”。这也是舒婷诗歌的另一魅力来源。舒婷对集体的道德和信念体系的崩溃感到忧虑，但她似乎更愿意乞灵于古老的“道德”。缝缝补补是女人的天性，但舒婷想要缝补的是整个国家的褴褛的精神外衣上的道德破洞。
在《一切》一诗中，北岛的怀疑主义倾向被推向了极端。甚至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也不同，《一切》所质疑的不仅仅是“文革”时代的政治观念，它的怀疑主义飓风横扫了世间既定的一切价值原则，令人震惊不已。舒婷则写了一首《这也是一切》。该诗的副标题叫做“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舒婷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诗歌兄长的回应：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断翅膀。
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差不多与此同时，舒婷还写了一首《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在这首诗里，舒婷扮演了公众（主要是年轻人）的“知心大姐”的角色。
也许泪水流尽土地更加肥沃／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
这与北岛等人的愤怒和抗议之声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当然有理由指责舒婷的平庸、浅薄的乐观主义，但也应该承认，舒婷无疑是正确的，她的道理充满了“辩证法”，雄辩公正，几乎无懈可击。难道不是这样吗？相比之下，北岛的想法则显得偏激、片面。因此，人们在舒婷的明哲而又不乏温情的劝慰面前，就像面对居委会里善解人意的女干部，感到难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