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故人重放光彩
梁氏故居是思想道德教育鲜活教材。
维新奋发精神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
【核心提示】
今年５月，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如何在中小学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全国上下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今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天下人谋永福”等催人奋进的字眼，似乎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日渐失去感召力；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情操，面临被网络游戏、日韩音乐、流行时尚所代替的危险。此时此刻，追溯一位维新志士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竟显得如此迫切。我们希望，对这位故人幼时身影的凝望，能够触动更多青少年的心灵。毕竟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１４００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１９１４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梁启超生平贡献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
倡导变法维新１８９５年赴京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变法图强。维新运动期间，曾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影响巨大。１８９８年参与戊戌变法，受光绪帝召见，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反对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回国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１９１５年，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并与蔡锷策划发动了护国战争。
文化贡献卓越流亡日本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１９１８年退出政坛，赴欧考察西方文明。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１４８卷，１４００余万字。
【专家说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
梁启超及其子女的生平事迹在毗邻故居的梁启超纪念馆中有详细介绍。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梁启超的９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等方面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３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３个儿子都是院士，这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出建议。有评论称，梁家的薪传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本身，更在于文化和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为当代中国家庭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记者目击：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１９３３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３００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１８７３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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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１２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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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１０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１２岁考中秀才、１７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１８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