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茑萝梦月》）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致橡树》）
一种小女生式的感受，从内心里萌生的一点点霓虹般的、甜蜜的梦幻。假想中的情爱和对虚拟未来的憧憬，也许是处于情感的赤贫状态的一代年轻人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这些希望差不多就是精神鸦片，安慰着他们的干渴、枯燥的心灵。
下面一首甚至整篇就由一连串（９个）“也许……”句式所组成
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着落／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
（《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
从上面这些诗行中，可以看出舒婷一代人的内心情感状态的另一面带有清教色彩的道德感和心理上的自我压抑。虚拟语态的使用，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道德犯禁”所带来的心理上负罪感。它等于是在向人们说：我并非真的如此卿卿我我，只不过作了一个假设而已。由此可见，“抒情”在“朦胧诗”（至少是舒婷式的“朦胧诗”）那里，只不过是禁欲者僵硬冰冷的道德面具上的一层玫瑰色的油彩。
无论如何，舒婷以及“朦胧诗”还是将被革命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软性”生活经验浮现出来了。吟咏舒婷的诗成为一代人的情感教育的功课。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是假想的情感，所以，舒婷笔下的情感是可以公共通用的，抒情方式也是通用的。私人化的经验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舒婷笔下的情感就像是一枚四海流通的硬币，为公众情感交流和兑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然，“朦胧诗”也不仅仅是舒婷式的“软性”话语，其中也不乏音调高亢、激烈的声音，如北岛。北岛给世人一个“愤怒的青年”的形象，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强音“我不相信！”。而当怀疑主义情绪在“今天派”诗人那里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的时候，舒婷则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和解的道路。
严文井有一篇童话，叫做《“下一次开船”港》，其中有一段讲小男孩唐小西被自己身后的影子埋怨得苦。一会儿怪他走慢了，一会儿又怪他走得太快，想拖死影子。一会儿又抱怨小西故意要扬起灰尘到他的脸上。“这个影子非常沉重……现在小西拖着这样一个影子，脚上就像穿上了爸爸的长统胶皮靴似的，迈一下步都得费好大的气力。”在舒婷的身后，也始终拖着这样一条长长的“影子”，它的名字叫做“大我”，这条“影子”又长又大，古怪得令人恐惧。舒婷在与这个“影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到的抱怨不比童话中的那位小孩少。没有表现“大我”，曾经是舒婷的诗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指责之一。因此，舒婷对这个怪“影子”敬畏有加，小心翼翼地生怕踩着了它，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取媚于那个“影子──大我”，她希望自己能够被代表“大我”的公众所认同。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在这种强烈的公众认同要求的驱使下，舒婷写下了一大批歌颂国家、民族、大众的诗。舒婷与“大我”融为一体的愿望是如此的迫切，甚至不惜将个体自我贬低化，以谦卑谋求妥协，以自我取消来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同。尽管有时这种愿望显得是那样的勉为其难。在另一处，舒婷表达得更为明确：
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
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
（《一代人的呼声》）
舒婷以“代”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诗中塞满了硕大无朋的事物和至高无上的事物。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担在他们的肩上。“一代人的呼声”可是够高亢的了。但这依然掩盖不了这个“声音”的内在的空洞、乏力。这一代人的“自我”形象是何等的脆弱！
由此看来，认为舒婷的诗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观点，显然是对舒婷诗歌最严重的误读。如果像最初的一些批评者那样，将“朦胧诗”界定为文体上的“古怪”、“朦胧”和难懂，以及思想内容上过分的“个人化”倾向的话，那么，舒婷显然就是一位被错划的“朦胧派”，正因为如此，她也就最早获得了“平反”。至此，正统人士的紧张神经终于可以稍稍舒缓一下了。舒婷的努力当然没有白费，她很快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舒婷式的“朦胧诗”所揭示出来的“软性”生活经验的部分，并未构成新的生活价值的有力支撑点。同样，她的“软性话语”也没有对陈旧、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它很快就与国家美学之间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内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进而成为国家美学的附庸、补充和装饰。舒婷的诗充分体现了“后毛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精神特征，也是“后毛时代”文艺的美学样板。
四、撒娇美学
让我们继续关注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
现在我可以做梦了吗／雪地。大森林／古老的风铃和斜塔／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上面挂满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火焰、喷泉般炫耀欢乐／我可以大笑着在街上奔跑吗
今天，当我重读“朦胧诗”的时候，一个奇特的现象吸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朦胧派”诗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模拟儿童式的天真烂漫的腔调。这一发现令我惊讶不已。“朦胧派”诗人大多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的人，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文革”，是“文革”文化形态的直接缔造者，而且，后来又大多在“广阔天地”里锻炼过许多年，可谓历尽人间艰辛，尝遍世态炎凉。至“文革”结束，他们这些人大的已经３０来岁了，最小的也２０岁出头。这一代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经验的丰富性和成熟程度，几乎是任何一代年轻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表达现实生活经验（特别是“文革”经验）的时候，却常常将自己装扮成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