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人间的厚障壁──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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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投注了很大的注意力，表现了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农民问题，在鲁迅的作品里占着重要地位。“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英译文〈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他深刻了解农民的苦痛，肉体的和精神的，尤其是阶级压迫所带给农民的精神残害，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这曾经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

　　鲁迅从劳动人民身上发掘了他们的善良、勤苦和智慧。昔日的故乡所以可爱，因为有勤劳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闰土的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是可以创造新生活的，他们应该是新生活的主人。他们世世代代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却极其低微。近代中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所给予他们的是三个字：“吃不够”，连最低微的生活要求都达不到，他们的奴隶地位使他们连“人的权利”都没有争取到。农民的善良灵魂与他们的悲惨命运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深刻的。

　　那么，什么是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呢？怎样才能使广大被压迫的人民摆脱困苦的命运呢？鲁迅说，“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就是说把偶像当作希望，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好象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很切近，实际上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还是要踏出一条路来，虽然显得茫远，但那是切实的。闰土生活在辛亥革命以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地位，没有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这力量来自下面，来自千百万被压迫的群众。鲁迅是站在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点上来探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正如冯雪峰同志所说：“闰土的形象可以概括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他们还没有在‘辛苦麻木’里觉醒过来，但他们是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的基础和基本的动力。这篇作品展示着当时正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的景象，这种景象就预示着农民的觉醒和革命不久即将到来。”（《鲁迅的文学道路》）

　　“我”是《故乡》中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我”过着辛苦辗转的生活，从二千余里之外，冒着严寒回到故乡，为了卖掉老屋，搬家到异地去谋食。“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而是一个家境衰败的大家族中的一员。“我”目睹故乡２０年间的变化，人事沧桑，百感交集。但“我”不是一个消沉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同情、热爱劳动人民，时时自我解剖而又对未来抱着热切希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内心独白的方式，通过“我”的眼睛和感受，观察周围的一切，既写出“我”对故乡的依恋和伤感，也写出“我”对世事的愤懑、对人间隔膜的无限感慨。

　　“我”在《故乡》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故乡》绝不是一篇知识分子自我欣赏、自我表现的作品。小说中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比闰土优越，相反，他为失去童年的友情而惋惜，他为他们之间“可悲的厚障壁”感到悲凉，我们时时感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闰土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为了打破人为的障壁，他正在寻求一条新路。鲁迅在写“我”的形象时，不是让他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仅仅感叹“我”和周围人物的变化遭遇，而是把“我”放在应有的历史背景上，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代表，放在与闰土──农民的代表所产生的隔膜这一对矛盾中加以刻画的。“我”的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特征。

　　杨二嫂是一个城镇小市民的典型。她自私、尖刻、贪婪、势利，处处表现着与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本质不同，与“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同，是一种“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代表。杨二嫂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她既恭维“我”是“贵人眼高”、“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出她是“我”的长辈，“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为她和“我”一家人拉近乎、占小便宜制造许多借口。她那“细脚伶仃的圆规”形象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特征，这一形象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典型。

　　杨二嫂形象的塑造不外乎两个意义，一是用她的自私、刻薄来反衬闰土的纯朴、善良。她和“我”一家人的所谓亲近，与闰土、迅哥儿间的友情完全不同，闰土多么诚实、厚道、勤劳，家里生活已很艰难，还是带来唯一的一点干青豆，感情真挚动人；杨二嫂不仅谈话间将“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还“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这些地方都表现了小市民的心理行为。二是用杨二嫂地位的变化来说明城镇市民的贫困化。２０年前杨二嫂的“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现在却不行了，小市民的生活都在走着破产的道路，何况农民呢？

三

　　《故乡》充满诗情画意，也充满深广的忧愤和对未来的希望，体现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完美的结合。

　　《故乡》是一首浓郁的诗，一首现实主义的抒情诗。它的诗情是用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染成的：一幅是记忆中的、梦幻中的故乡，它无比美丽，它有许多佳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童年的朋友和无间的友情，一种优美、柔和、鲜明的色调，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乡，作者用舒缓的节奏抒发了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一幅是现实的故乡，沉重、昏暗、室闷的色调，深冬、严寒、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母亲凄凉的神情，人间的厚障壁，“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留恋。”两幅画，两种乡情。《故乡》不以情节取胜，却用它的诗情画意向人们低低地诉说着：农民的困苦生活和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惦念和祝福的心愿。

　　小说充满诗情，不是为抒情而抒情，而是抒忧愤之情。这种忧愤，来源于对人民对祖国的爱。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问题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爱，他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深深植根于底层的被压迫人民的土壤，他不是站在上层社会的立场来怜悯农民，呼吁给他们以布施和救济，而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经过长期的观察、了解、同情，站在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命运，探索人民解放的动力和道路。

　　这种忧愤，不仅是表达了对人民的热爱，也包含着对人民落后性的批判。这个问题和鲁迅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他不仅发掘了农民的纯朴、善良，也看到了他们的麻木、落后、不觉悟的一面。闰土对偶像的崇拜就是这种落后性的表现。这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所造成的结果，鲁迅把批判的锋芒不是指向哪一个尚未觉悟的农民，而是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并且指出这种麻木、不觉悟是革命发动的障碍。

　　不少评论家指出，鲁迅的小说带着深刻的悲剧的性质。整篇《故乡》也是笼罩在一种悲剧的氛围里。但是应该指出，鲁迅的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能够给人一种希望的力量。因此，他的小说往往表现为善于抓住生活中一些悲剧性的矛盾，但不是让这些矛盾束缚住读者的感情，而是通过矛盾的发展，从中孕育一种希望，一种理想，使人看到一个前途。《故乡》的结尾写道：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很多小说都具有这个特点，这正是他的现实主义深刻的地方，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种完美的结合。他说过，他写小说，意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自选集·自序》）若干亮色，就是理想主义的表征。它不是给人苦闷、重压、渺茫之感，而是给人以力量、希望和信念。删削黑暗，并不是掩盖黑暗、粉饰光明。比如《药》的收束虽然留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夏瑜的坟上分明添了一个花环，《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故乡》的结尾也是如此。虽然鲁迅当时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论为主要依据的，并不能说出理想具体是什么样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这理想不是虚幻的、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正在探索中的、一定可以到来的、可以实现的境界。同一时期写的杂文《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更直接地表露了这一思想：“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故乡》中描写的农村破产、阶级对立的现实、人与人的隔膜，都是一种黑暗、堕落、罪恶和不调和，然而“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总会踏倒这些铁蒺藜，开辟出一条生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体现了鲁迅为理想执著追求的韧性战斗精神。正如许广平同志所分析，《故乡》的结尾清楚地表明“他这时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秩序，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且尽管当时他还不是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但在浓烈的黑暗面前，他相信人民群众一定会争得革命胜利，达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合理生活，这也同时表明他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历史乐观主义者。”（《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文艺报１９５９年８期）

　　鲁迅在理论上是十分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的。他主张文艺要正视人生，反对用瞒和骗将人们引向逃避人生的大泽。他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文艺应该有引导的作用，引导人们向前看，不仅描写现存的事物，而且描写所希望和可能产生的事物，给人以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是在于将来”（《〈呐喊〉自序》），这是贯穿《呐喊》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文艺应该有精神桥梁的作用，成为今天的理想与明天的现实之间的桥梁，正如瞿秋白同志所说，“它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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