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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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指出，在剧本着力描写的这三个情节里，周朴园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复杂的、深刻的，对侍萍的忏悔里有警惕，对蘩漪的强制并非简单蛮横的命令或发脾气，对罢工的处理手段无情，但讲究策略。如果这就是曹禺所说的“老奸巨滑，诡计多端”，那只是周朴园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是周朴园所属儒家文化体系的无意识，周朴园本人是并不自觉的。如果就这样对待感情与社会事态就是“老奸巨滑，诡计多端”，那么，凡是世代在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无一可幸免，曹禺与我们大家，都在其中了。

　　与对待周朴园的态度正好相反，作者十分喜爱蘩漪这个人物，然而也同样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作者说之所以起蘩漪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又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她诚实，她懂得恨，又懂得爱，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便迷上了她。”（《文学报》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曹树钧《曹禺是怎样构思〈雷雨〉的》）作者说蘩漪这个人复杂而深邃，我们却觉得她简单又浅显，正如作者对周朴园这个人的性格的刻画，似乎明显得很，我们倒觉得要复杂得多。说蘩漪复杂深邃时的曹禺才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孩子。他是那样喜爱甚至迷上了蘩漪，可我们却不觉得蘩漪可爱，相反倒觉得她有些可怕，不敢恭维。她说周萍引诱她，其实，到底谁引诱了谁，并不清楚。通常情况下是年龄大者负有责任。蘩漪为了继续拥有周萍的爱情，为了阻止周萍与四凤感情的发展，并不与家里任何人商量，也不打招呼，就约了侍萍来周家，利用侍萍来达到拆开周萍与四凤关系的目的。更不择手段的是，她看到把四凤遣送回家这一着仍然不能阻止周萍对于四凤的感情的发展，她竟在一个雷雨之夜，把正在痛苦地约会的周萍与四凤封锁在四凤那间卧室里，这就是蘩漪所说的，“你不要把一个女人逼上绝路，她是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蘩漪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要利用鲁大海的鲁莽急躁、意气用事和侍萍的深沉痛苦，来给一对把她排除在外的恋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当中，蘩漪虽然从不顾及儿子周冲的教育，却要利用他的纯洁的初恋的感情去牵制四凤，并与哥哥周萍决斗。所有这些手段，虽不必说是“老奸巨滑”，是不是也可谓“诡计多端”呢？而且，如果拿周朴园的“诡计多端”与蘩漪的“诡计多端”相比较，你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假如说蘩漪是五四精神启示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拿《雷雨》问世之前新文学画廊来看看，她真是与众不同！试比较一下鲁迅《伤逝》里的子君、茅盾《蚀》里的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子夜》里的林佩瑶、林佩珊，《林家铺子》里的那位林小姐，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巴金《家》里的琴，等等，哪一个都不是蘩漪这样的。也许蘩漪多少有一些像茅盾长篇小说《幻灭》里的慧，但慧只是说说而已，她并没有做什么。而且她所以说要报复男人，从她的经历来看，是有道理的。可是蘩漪，她的报复没有充分根据。既不能肯定是周萍引诱了她，也就不能说是周萍抛弃了她。继母不能与丈夫之子相恋，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而是人类的“禁忌”，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无视的，古希腊悲剧里所谓恋母情结，那指的是一种意识不到的情感，一种命运，像蘩漪这样明目张胆爱丈夫之子，世所罕见。无论如何，周萍要终止与蘩漪的恋情，是一种改正错误的行为，是正确的。蘩漪也该翻然悔改才是。如果说蘩漪的行为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女性的行为做榜样，然而有一点是起码的：西方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与自由，但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蘩漪最大的问题是，她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和选择，她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唯我主义。如果说爱本身就包涵着某些自我牺牲和承受，和对于自己的约束，蘩漪是丝毫也没有这些品质的。因此，也可以说她从来也没有爱过谁。蘩漪的变态，她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同样，蘩漪的悲剧，也是她的思想和性格的悲剧。

　　这样的女性，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呢？曹禺竟如此喜爱她，真够奇怪的！然而，也许我们可以对剧作者在这里的无意识做一些分析。前文已经一再引证过，曹禺在写《雷雨》之前，喜欢过他家里的那个丫头。从“剧本里的周冲就是家宝自己”来推测，曹禺与那丫头的故事，也就好比剧本里周冲与四凤的情爱那样：周冲因四凤另有所爱，而得不到爱情。年幼的男孩子初恋大都是这样，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屠格涅夫的中篇名著《初恋》就可知道。如果这里推测不错，那就是曹禺内心里压抑着爱的渴望，或者有着恋爱无法实现的压抑。曹禺在写《雷雨》之时，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他正在热恋着法律系一年级的女生郑秀。可以推测，他不希望再错过这样的爱情，不希望郑秀是第二个四凤。因此，他渴望得到爱，渴望热烈的爱。他写蘩漪对于爱的热烈，差不多就等于是教育郑秀要向蘩漪学习，要郑秀如蘩漪爱周萍那样爱他。现在再来读一遍曹禺对郑秀说的那一段话，也许你就会深有感触了：“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迷上了她。”这所说“不知不觉”就是作家的无意识趋向，曹禺“不知不觉”地就在蘩漪身上寄托了他的梦想和渴望。所以，在曹禺看来，蘩漪是那么可爱。然而作家又从戏剧故事发展的需要出发，设计了蘩漪请侍萍、关周萍、怂恿周冲等情节，这些情节把蘩漪的爱推向了反面，蘩漪不再是爱神了，而是一位复仇女神。这样，蘩漪这个形象，在作者心目中是爱神，而在观众心目中，则是可怕的不择手段的复仇女神。所以，曹禺爱她迷她，而观众却很困惑，很有保留，二者互相很是错位。然而，我们很多的研究者，只知道跟着作者跑，心想作品是他写的，他还能错吗？这个想法妨碍了完整、准确和全面地分析人物的思想行为，因而做了片面的评价。

　──选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陈瘦竹　沈蔚德）】

　　剧作家塑造舞台形象，必须通过剧中人自己的语言和动作，直接诉诸观众的耳目，不像小说家那样，可以利用叙述人身份从旁加以说明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因此语言对于戏剧中的性格描写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戏剧语言的任务，首先在于显示剧中人的性格特征。言为心声，由于阶级地位和生活经历不同，各人的语言不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不相类似，而且所运用的词汇和语气必然各有特色。每一个剧中人在戏剧冲突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生一定的作用，为着各自的爱或憎、利或害而引起矛盾展开斗争，所以每一个剧中人在出言吐语时，决不可能真正变成异口同声。剧作家只有掌握每一个剧中人的性格化的语言，才能展开戏剧冲突，从而揭示其中所蕴藏的社会内容和主题思想。

　　曹禺在开始进行艺术构思时，首先出现在他心目中的是“几个人物”，然后再从人物出发，构成尖锐复杂而又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戏剧冲突。他不仅熟悉每一个剧中人，而且探索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奥秘。因此，他给每个人所写的台词（对话或独白），好像并非出于剧作家的手笔，而是发自剧中人的内心深处。他的语言来自生活，经过反复锤炼，表面看来都是极普通的日常语言，但是随处都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化的语言，无疑是他的语言艺术的独特的成就之一。

　　曹禺在《雷雨》中生动地塑造了旧中国２０年代的资本家周朴园的形象。他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留学德国，接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兼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对家人实行家长统治，对工人实行残酷的剥削和严重的压迫。他的语言的基调是肯定、短促，随处带有命令口吻。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和家人聚谈时，只要听他说几句话，就不难理解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自从他叫矿警开枪打伤工人以致引起工潮之后，他就急忙赶回家来多方活动设法镇压工潮，一直没有和家人聚谈，现在初次见面，马上命令妻子蘩漪：“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周冲同情受伤工人，似乎要跟父亲讲理，他却不屑多辩，只用一句话封住了儿子的嘴：“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了。”接着他看一下表，对家人说：“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么？”他后来强迫蘩漪喝药，甚至于说：“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榜样。”最后他对周萍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这一场中，他并没有多少动作，但是充满“应当”和“我认为”的词句，就使读者和观众了解他确实是个封建家长，而他看着表催家人说话，正好证明在他的性格中，不仅有封建主义的因素，而且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特征。

　　戏剧语言的任务不仅在于显示性格，而且还要展开冲突。不同阶级的人和不同思想的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于是彼此引起矛盾，互相发生冲突。戏剧以冲突为基础，剧中人物的利益和要求既然各不相同，那就必然在动作中表现出来，所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指出戏剧所摹仿的对象是“在动作中的人”，并且认为“动作”是戏剧的灵魂。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就是剧中人物的动作和反动作的斗争过程。在这不断的前进运动中，性格和冲突互为表里，性格引起冲突，冲突发展性格，而戏剧的主题就被充分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在戏剧作品中，语言的性格化和语言的动作性是密切相联系的，剧中人物既然都是“在动作中的人”，那么剧作家用语言来描写性格时，必须通过矛盾冲突来表现，因此高度性格化的语言经常就是富于动作性的语言。曹禺的戏剧语言，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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