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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隆中对》的构想与客观实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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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 梅铮铮       汉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感刘备三顾知遇之恩,为他献上了面对复杂形势,应如何图存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便是后人推崇备至的《隆中对》。之后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它构想的正确性,但也确实有些构想未能实现。今天我们再对《隆中对》提出后所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探讨,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刘备有无据荆州的实力

  诸葛亮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的客观依据和历史背景是:曹操已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拥目万之众,挟天子而韦诸侯”。为一统天下,他一定要挥兵南下扫灭群雄。刘备当时最紧要的事是如何处理好与荆州刘表、东吴孙权之间的关系,以争得直足之地。诸葛亮出山之后,曾有两次占领荆州的时机,但刘备在权衡得失之后,最终还是弃而不取。第一次是刘表病重时,托国于刘备说:“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有人劝刘备应从刘表之言,刘备却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对刘表的托国之言,裴松之认为:“表夫妻素爱(刘)综,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刘备当时十分清楚刘表为人虚伪,对自己一直心存戒虑,这番话的诚意深可怀疑。实际上,刘备心里很明白,若想趁刘表病笃而占据荆州几乎不可能。直接的威胁就来自刘表的亲戚蔡瑁、张允。他们一个是刘表继室蔡氏的兄弟,一个是刘表的外甥,还有掌握荆州军队的蒯越等。因而刘备不敢有所奢望,只能放弃了。

  第二次是蔡瑁等拥立刘踪,向曹操乞降,使曹军迅速推进到了宛城。刘备匆忙率军撤退,过寞阳时,诸葛亮献计“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刘备的回答是:“吾不忍也。”后人议此,多以刘备为是。清王懋竑认为:“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他反对诸葛亮的建议。其时,刘备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和复杂的。跨有荆、益二州,乃隆中构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想得荆州也非一日。但他能抵挡得任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吗?身处困境,兵微将寡的刘备,在长期的征战中,懂得如何在危险时刻保存自己。上述两个看来可能据有荆州的机会,都非最适当的时机。前者刘备难以协调与蔡氏等人的矛盾,连刘表长子刘琦都在寻机避祸。他也不会贸然跟拥戴刘琮的蔡氏等硬拼。后者算是刘备有自知之明,与营操相比,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实不具备据荆州的实力,使他在占领荆州的巨大诱惑面前,弃而南下,充分表现出 性格中的枭雄本色。

  后来也有论者认为刘备完全可以听从诸葛亮的计策,攻打刘琮取荆州。清人莫以周分析道:“然则武侯之劝非其实与?是又不然。隆中之对,已劝取荆州,岂有此易劫之势,值此可攻之时而不为其君劝哉?操以秋七月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子琮屯襄阳,先王屯樊。九月先主引兵走过襄阳,而琮已降操,时操军犹在新野也。武侯之劝先王,在过襄阳时,襄阳去新野尚有三目数十里,非四日不能至。于此数日内号召荆州各郡,势或足以一敌。即不能敌,终失襄阳,而荆州固刘氏之荆州,不至尽入于曹氏也。其后赤壁之胜,与吴分地,是亦分刘氏之地以畀吴,非枉取之于孙氏也。则当日先主之取荆州,可不言借;而目日孙氏之议荆州,亦无可言索,更何至彼此纷争,丧名郡、路大将,一蹶几不克复振也。以武侯有先机之哲,而先主之所不及料也夫。”黄以周在一千多年后说这番话,自然颇有见地。可在当时,不论诸葛亮还是刘备,谁能预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呢?

  建安十三年(208),孙刘两家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刘备作为胜者一方,乘机收得长沙、柱阳、零陵等荆州江南之地,据荆州的构想也算初步实现了。但《隆中对》中诸葛亮所言的荆州,实指刘表所辖的全部地域,而今刘备所得者,不仅地理位置偏南,亦非最富庶之地。因而刘备亲自“至京见权,求督荆州”。对此,孙权犹豫不决。东吴内部鲁肃赞同,但周瑜坚决反对,认为:“刘备以男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今猥割上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但孙权最终听从了鲁肃的建议,划出南郡与刘备,目的是为了巩固共同御曹的军事联盟。 在刘备得到南郡之后,当年刘表的荆州地区,事实上已被曹、刘、孙三家所瓜分。而三家之间不仅地理位置上呈犬牙交错之势,彼此的矛盾也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可能爆发战争。


二、定益州的机遇与挫折

  赤壁大战后,刘备在荆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下一步便是寻机夺取益州。《隆中对》如此分析道:益州“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土,思得明君。”诸葛亮这个“思得明君”的判断,显然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客观情况是,益州能在群雄争战的混乱局面下保境自存,首先是地理险阻,北有剑门之险,东有长江三峡之阻。其次是刘樟父子经营蜀地二十余年,虽无显赫政绩,但颇得民心。刘备攻成都前,成都“吏民咸欲死战”,就是证明。那么,刘备想从荆州分兵,溯流而上,越峡西进,几乎就不可能。然而历史有时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败马超之后,派钟路等征伐汉中张鲁,引起了益州刘璋的恐慌。在张松怂恿下,刘璋遣法正赴荆州邀刘备入蜀。法正对刘备说:“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刘备对益州一直存有“欲自取”的念头,但又怕“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在听了法正这番话后,便放心大胆地西进,迈出了占据益州坚实的一步。

  刘备率军入蜀,刘樟亲自到涪城相迎。这时,张松、法正、庞统均建议刘备乘机袭执刘璋,益州可定。刘备未予首旨,他说:“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又说:“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在刘备看来,这种时刻擒刘璋而夺益州,与诸葛亮当年劝他攻刘琮夺荆州的情况几乎相同,都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或者说在军事上他没有占绝对优势。他深知此时在益州恩信未立,难以得到当地官吏、民众的拥护,如果贸然行事,绝难稳操胜券。刘备最终未能采纳众人之议或许是明智之举,但后来动用武刀夺益州却付出了张松、庞统的生命,还不得不抽调荆州方面的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助阵,使荆州的关羽成为孤军一支,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三、《隆中对》构想幻灭的转折点

  刘备占据益州,关羽镇守荆州,看起来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但内言荆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孙刘联军打败曹操之后,两家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到荆州的归属问题上了。《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均有刘备“借荆州“之说,孙权也确实将南郡划与刘备管辖,则”借荆州”实为借南郡。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见刘备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未果,遂以武力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地。身在益州的刘备也引兵五万下公安,欲以兵相见。不料用兵神速的曹操乘隙夺得汉中,刘备恐成都受攻,为避免两面作战,只得跟孙权达成协议:划长江以南,湘水以西的郡县归自己,江夏、桂阳、长沙等富饶地区属孙权。刘备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划地退让而返,主要是为了确保益州这块根据地。

  刘备虽已妥协,跟东吴共分荆州地域,但孙权却仍难容忍关羽的势力存在。关键是关羽据守着江陵,犹如扼住了东吴的咽喉。以前双方能在荆州均衡相处,是因共同御曹的利益所维系。一旦失去了这个均衡点,对荆州的争夺就在所难免了。那么,荆州主帅如何处理好孙、刘两家“外亲内疏”的矛盾,是对其能力和胆略的重大考验。可关羽恰恰是“刚而自矜”之人,挥兵北上又犯了孤军远袭蔑视孙权的大错,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历史在此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关羽围攻樊城,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曹操先后两次派兵增援曹仁,却不见刘备发一兵一卒去爱助关羽。当年仅因孙权攻夺三郡,刘备便忿而率兵下公安向孙权示威;如今却眼睁睁也看到关羽受攻,荆州告急,竟无所反应。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令人难解。 事实上,刘备自得益州后,将势力发展 的重心逐步西移。荆州虽为军事要地,但因地理不使之故而实难两全。如此说宋,跨有荆、益的构想本身就存在深刻的矛眉。至少按刘备的实力,是二者不可得兼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将有所选择和有所舍弃。田余庆先生论此断言道:“问题不在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之不得不弃。”关羽之死,荆州之矢,应该看成是《隆中对》构想幻灭的一个转折点。


四、猇亭之败,使跨有荆益的构想完全破灭

  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是闭塞之地。苏辙所渭“其守不司出,其出不可继,兢兢焉足以自完而已……欲藉以进取,非所闻也。”所以《隆中对》提出的构想是,先占益州作为立足之地,待天下有变,方可从荆、益二路出兵,兴复汉家正统。可是关羽却未能守住荆州,它的失守犹如关闭了益州东面的大门,这对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仅凭这点,他必须出兵夺回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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