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隆中对》的构想与客观实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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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次东征，蜀汉内部争论很大，“群臣多谏”，想阻止刘备。那么提出联吴抗曹，踞有荆益的决策者诸葛亮是何态度呢？在刘备猇亭大败后，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韦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知诸葛亮也是反对东征的。这时他可能已经认识到：从战略上考虑结好孙权，比毫无把握地去夺荆州意义更为深远。

　　蜀军这场乐征的胜负，早已成为历史。陆逊的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刘备再图跨有荆益的梦想。南宋陈亮是这样评论的：“备既举兵，权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许，是怒敌也。兵向西界，平地立营而无他奇变，是轻敌也。怒敌者危，轻敌者败，备之丧师，有自来矣。”寥寥数语，道破了刘备此战必败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刘备与东吴陆逊对峙的夷陵，乃荆州上流之要冲。陆逊在给吴主的上疏中特别强调了这点，他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韦必谐。”清钱振蝗分析当时蜀军的有利条件是：“长江上流建瓴之势，舫船载卒不费汗马之劳。”不利条件是：“顺流而下，将逆流而反。军若不利．将不善其归也。”若单就地势上来说，蜀军是占有一定有利位置的。虽然也存在如钱振锽所说的不利因素，但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统帅，应该是具备变不利为有利素质的人。但刘备恰恰就是一位不善用兵不星备这种能力和素质的人。曹五评价“备不晓兵”，陆逊也说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因此，刘备就被东吴那位“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的陆逊阻挡在夷陵，始终 未能再东进一步了。

　　对于这场战争、钱振锽尖锐地评论道：“先主有上流之势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说也……然则先王非致死之军，直畏死不敢进也。相持至七八月，此岂报仇雪恨之师哉？正孙子所谓縻军，非忿兵也。”不能否认，刘备兴兵之初的确是“忿兵”，不仅群臣阻谏无用，甚至连孙权遣使请和，他都盛怒不许。当时，魏国的刘晔深谙刘备的性格，事前就精辟地分析道：“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如此看来，刘备出兵的真实目的，一是向孙权示威，二是欲替关羽复仇。则夺回荆州，只不过是个名目罢了。我们看到：蜀国自夷陵惨败之后，再没有向东吴有过军事行动。在诸葛亮治国期间，蜀、吴两国更是联系频繁。这应是《隆中对》联吴抗曹的继续，而那跨有荆、益的构想，便随着挽亭失败而完全破灭了。


五、结束语

隆中一对，诸葛亮对时局及对今后发展 的精辟分析，无论于当时或是今日来看，都是韦人折服的。然而理想的勾划与理想的实现，往往会因事态的演变而出现差目。《隆中对》提出的时机，是在曹军南下之前，但刘表去世，刘琮投降，曹操南下，一直到关羽失去荆州，刘备败于犭虎亭等一系列变故的发生，都是《隆中对》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或者说是面对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蜀国的上层未能及时地调整对策，致使犭虎亭大败，伤了蜀国的元气。历史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看似可行的策划，在实行过程中却又是那样艰辛，以致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不得不放弃那个诱人的目标。诸葛亮是《隆中对》的策划者，历史也基本按照其预见在发展，只是客观环境改变，再加上历史舞台上人物的行为破坏了它的发展链条，从而使其构想不能完全实现，有的破灭了。如此说来，《隆中对》仍是一定历史时期对历史理想构想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客观现实发展的检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今人对它的构想与实际之间矛盾的一种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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