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尔基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离开彼得格勒，到国外治病。他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在出国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赞扬列宁，肯定十月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历史必要性”，但是仍然不大赞成使用暴力。大概由于他尚未改变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和弄清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因此在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争论中支持罗曼·罗兰。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希望罗曼·罗兰抛弃“精神上独立”的幻想，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罗曼·罗兰不同意巴比塞的意见，责备他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奉行政治经济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精神和为暴力辩护，要求把精神放在首位，以此出发来寻找未来革命的方式。高尔基在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５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赞同罗曼·罗兰的观点，说他自己也一直在宣传道德在斗争中的必要性，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引罗曼·罗兰为同道，表示要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１９２２年６月１日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承认：“关于残酷性的问题是我的一个感到痛苦的问题，我还不能摆脱它。”（《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２４２页）这里讲的也是他不大赞成任何暴力的问题。
从１９２２年４月起，高尔基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札记，后来汇集在一起出了单行本。他在这篇总题为《论俄罗斯农民》的长篇文章里发表了不少片面的观点，指责俄罗斯农民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本性，说他们特别残酷。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是敌视共产党人的，根本否定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高尔基的文章发表后，《消息报》曾对它进行了尖税的批评。
１９２２年６月８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革命法庭开始对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公开审判。高尔基得知后，于７月８日在国外出版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把这次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高尔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本质认识不清，同时这也是由于他从十月革命以来不赞成用暴力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立场未发生变化的缘故。此外，还有材料证明，是有人唆使他这样做。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必须做到让高尔基出面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应当动用我们最后的储备力量──高尔基和法朗士……”（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４５９页）列宁看到高尔基的公开信后很生气，他在给哈林的信里说：“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高尔基那封写得很坏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太过份了。”（《列宁全集》第５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７７页）虽然列宁没有直接出面批评高尔基，但是一些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他的错误。莫斯科一个区的工厂文化委员会的代表们开会通过决议，建议高尔基回到俄罗斯来，以便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８８页）高尔基认真听取了批评，尤其是普通工人的批评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当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制造流言蜚语，说高尔基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他便致函有所谓“路标转换派”参加的《前夜报》编辑部辟谣。他在信中说：“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能克服俄罗斯人民群众的惰性和激励他们创造新的、更加公正和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唯一力量。”信中不否认他与苏维埃政权有分歧，但强调这分歧仅仅只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见《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２９３页）在这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尔基的心情比较压抑，他就政治问题发言的次数明显减少。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高尔基离开德国到达捷克，５个多月后，又离开捷克取道维也纳前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定居。离开德国，他摆脱了白俄侨民的包围。环境的改变，有助于消除不健康的情绪，客观地和平心静气地看待各种问题。而使他思想受到巨大震动、促使他回忆往事、重新认识和思考一些问题并寻求新的答案的，是１９２４年１月列宁的逝世。
高尔基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后来在给阿菲诺格诺夫的信中说：“……我深深地和热烈地敬爱伊里奇，从来没有像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那样感到如此孤苦伶仃和软弱无力。”（《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３版，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３７９页）他立即着手写回忆录，在给安德烈耶娃的信里叙说了他当时的心情，信中说：“我写了关于他的回忆录，人们都说写得不错。我写的时候，泪如雨下。甚至在托尔斯泰逝世时，我也不曾这样悲伤。现在写字时手还在颤抖着。所有的人都为他过早逝世大为震惊，所有的人都这样……”（《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３版，第２８７页）这回忆录发表在《俄罗斯同时代人》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期上，它就是《弗·伊·列宁》的第１稿。高尔基在其中赞扬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新时代的开端，肯定列宁的事业的世界意义，把列宁描绘成他心目中的“大写的人”的品质的体现者，因此开头回忆录的题目就叫做《人》。他对那些指责列宁残酷的人进行了嘲笑，说生活本身迫使共产党为了取得胜利只好限制和克制自己的“社会理想主义”。高尔基还说，如果在革命时发生不必要的残酷行为，那么这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制过错，而是由于“国家机构存在着缺点”，由于“过去的习惯势力”。他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的看法的修正。但是高尔基也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与共产党人之间在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后来高尔基觉得他的回忆录写得“既匆忙，又不好”，便于１９３０年对它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大大扩充了它的内容，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列宁逝世后，高尔基除了写回忆录外，还发表谈话对列宁进行颂扬。例如他对《捷克言论报》记者说：“列宁是一个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只有历史才可能对他作出评价。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一个伟大的人……我认为我能成为他的朋友是一种光荣。”（《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３６２页）
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外后，一些侨民幸灾乐祸，继续发表文章攻击死者。高尔基看到后非常生气，他在给奥利登堡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宽容的人，但是有的人过去和现在关于列宁和俄罗斯所写的一切使人完全无法容忍！……尤其是《舵轮报》和那篇关于列宁的最卑劣的文章──艾亨瓦尔德的文章──特别令人厌恶。”（《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３６２～３６３页）白俄侨民继续攻击列宁的可耻行为促使高尔基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他在给彼什科娃的信中说：“在列宁逝世之前，尽管侨民报刊非常令人厌恶和平庸，但是我仍然对侨民及其总体抱有某种怜悯和同情的感情。侨民对列宁之死的态度──一种充满不道德的、丧心病狂的仇恨的态度──使我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感情。”（《列宁和高渔产基》增订第３版，第２８８页）高尔基在信中说，他有意写一篇题材为《服苦役的人的心理》的文章，来揭露侨民们的不光彩的行为。高尔基当时大概写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初稿，后经修改和增补，到１９２８年才发表，题目改为《论白俄侨民文学》。在这篇文章里，高尔基对白俄侨民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发表种种攻击列宁的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他在大地上生活了半个世纪，见过许许多多卑鄙行为，也读到过不少，但是不记得有任何与“有文化的”侨民们所进行的无耻的中伤和疯狂的谩骂以及他们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后制造的大量谎言相类似的东西。白俄侨民（主要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的这些表现，使得高尔基重新考虑自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他发现“统一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不存在，他们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反对革命，进行造谣诽谤，而另一部分则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对前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对后者则充满着敬意。
高尔基在这篇文章里还揭露了侨民报刊的欺骗性，他说，只叫嚷红军的残酷而有意回避残杀红军的事实，是一种“最令人憎恶的伪善”。他对白俄侨民说，不管你们在谈到布尔什维克时说些什么，但是“他们承担起了一个确实十分巨大的重负，在着手解决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这项任务在于实现世界上最聪明的和最真诚地爱人的人想要实现的一切。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输了。这是场残酷的和血腥的游戏。再说一遍：你们讲人道主义是白费口舌”。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高尔基开始认识到某些人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的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