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晚期思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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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回国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发表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与此同时也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有人写信给他，对他提出种种责难，说他“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被收买了”，“昧着良心说话”等等。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自称“机械地成为苏联公民的居民”。于是高尔基接连发表《致苏联的“机械的公民们”》和《再论机械的公民》等文章进行驳斥。他说，这些“机械的公民”们在给他的信中所写的一切只能引起对他们的“可怜和蔑视”。他针对一些“过去的崇拜者”所说的他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了的这句话说：“布尔什维克‘控制’我已有２５年。可惜我与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这表现在１９１７年我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文明’，而对布尔什维克的毅力和勇气，对先进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估计不足。我已经讲过我的这个错误。公民们，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对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采取敌对态度，这样评价当今的现实也许就是错的。”他还说：“人需要另一种现实，需要的不是他们已习惯了的现实。我看到在我国，在苏联，创造新的现实的过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我看到新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在很好地、创造性地汇入到生活中去，我相信他们会取得胜利。”（《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４３３、４３６、４４１页）

　　在这之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高尔基仍到国内度夏，而１９３０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国。这一年他对１９２４年写的回忆录《弗·伊·列宁》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更加详细地追叙了在伦敦召开的党的第５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讲述了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回忆了他和列宁在卡普里和巴黎的会见，说明了自己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犯的错误。他写道：“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到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一艘沉重的大船、即灰暗的农民的俄罗斯的舵手所必需的直率的观点。而我对于政治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不大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理性。”他接着写道：“１９１７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当时我想，他发表这个提纲是在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到政治教育的工人的整个队伍和全体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将像一把盐一样撒到农村的淡水塘里，会溶化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在我看来，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认为他们跟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起是俄国所积累的最宝贵的力量，至于能夺取政权和组织农村的另一种力量，我在１９１７年的俄国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有政治知识的工人与科技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而建立专政，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我与共产党人在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俄国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还将在长时间内是套在俄国历史上这辆载着重物的大车上的唯一的马匹。”他接着说：“我在１３年前是这样想的，也望洋兴叹是这样地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去掉。但是‘用笔写下的，用斧头砍不掉’。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常反复地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这个错误对那些喜欢根据自己的观察匆忙做结论的人能作为一个教训的话，那就好了。”（《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４～２５、２６页）这里高尔基对他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及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从高尔基对列宁的观点和性格特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已有了比较正确的和比较深刻的了解。

　　在《弗·伊·列宁》中高尔基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更明白起见，我要说一说，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之大大超过城市，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完全缺乏社会感情，──这个事实使我苦恼了一生。”（《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６页）他讲的是自己对农民的看法，确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这可以从上面说过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发表的《论俄罗斯农民》的文章里看出来。当时他的观点曾受到批评。后来，当他看到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看法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致匿名者和化名者》一文中说：“现在在苏联工作的不是彼得大帝，而是伟大的伊万，即共戴一顶帽子的工人和农民，并且所做的事情不是‘改良’，而是要根本改造旧生活的全部基础。”（《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０１～３０２页）在这里他似乎已承认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成为一家人了。他在《十年》一文中肯定农民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他说：“人们总不能说我是农民的美化者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苏联，农民中已形成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比较广泛和全面地了解世界上的事情的阶层，一个掌握文化的积极性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农民的阶层。”（《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２８９页）

　　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大批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他们告别了集体经济走上集体生产的道路。高尔基认为这是改造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表示热烈的支持。１９３０年１月８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党非常坚决地把农村引上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变革几乎像是地质变化，而且这比党已做的一切要无可比拟地大得多和深刻得多。存在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消灭，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有非常独特的缺陷的人，这种人的动物性的保守思想和私有者的本能会使人不寒而栗。这样的人有两千来万。在很短时间内改造他们，是一项似乎是很不明智地提出的任务。然而它在实际解决着。”（《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７期第２１５页）在集体化的高潮中他又高兴地说：“一半以上的个体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这说明在苏联，农民正在真正摆脱苦役般的、贫穷的、愚昧的生活，几千年来这种生活使他们一直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高尔基文集》第２６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４３页）农业集体化的实行和农村面貌的改变，解决了高尔基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使他更加相信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时已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途径。

　　在《弗·伊·列宁》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当然，当我了解一部分专家的一系列极其卑鄙的破坏活动的事实后，我就应当改变──而且已经改变了──我对科学工作者的态度。这样的改变是相当费力的，尤其是在一个人的老年时期。”（《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７页）

　　高尔基这里讲的一部分专家的破坏活动，指的是当时已揭露出来的顿巴斯地区的沙赫特案件。在这之后又揭露出了一些新的案件，其中包括“工业党”案件、“劳动农民党”案件、“食品托拉斯”案件等。高尔基看到有关这些案件的报导后，非常气愤，他决定写一个剧本来谴责在工业部门活动的破坏者。斯大林得知后，给高尔基写信表示支持，主动给他提供有关各个案件的材料。（见斯大林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４日给高尔基的信，载《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３页）高尔基在回信中说：“我对这些新的、组织得很巧妙的破坏活动和右的倾向对其所起的作用感到震惊。与此同时，我为国家政治保安局这个工人阶级和党的真正不倦的、机警的卫士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新世界》１９８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４页）１９３０年９月，“食品托拉斯”案的４８名被告（包括该托拉斯的领导人梁赞采夫、卡拉特金）被处决，德国的“保卫人权同盟”发表抗议书，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高尔基写了《致人道主义者们》一文进行反驳，说他认为处死这些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２３５页）与此同时他还写了《致工人和农民们》一文，对西欧各国的劳动群众进行解释，说明各种破坏活动的危害性，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阴谋。（《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２３０～２３４页）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尔基又写了后来受到许多人批评的《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一文。这篇文章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同时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后者发表时用的是《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歼灭他》的题目，它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题目和正文的表述统一而已。文中说：“在国内，极狡猾的敌人用制造饥荒来反对我们，富农用暗杀、放火、各种卑劣的手段威胁集体农庄的农民，──凡是历史期限已到、即将灭亡的人物，都在反对我们，这就使得我们有权利认为，我们还处在国内战争的状态中。从这里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歼灭他。”（《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２２８页）一般说来，高尔基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错，对真正的敌人就应该如此。问题在于他似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我们还处在国内战争状态”）；在对形势缺乏正确估计的情况下作这样的结论，可能会出偏差和被人利用，产生不良的后果。同时还应该看到，高尔基虽然这样说，他仍然是不主张扩大打击面和采取极端手段的。他在审判工业党期间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自然赞成判处极刑，但是也许把这些坏蛋留在世上并严加隔离在政治上更加妥当。”（《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７９页）斯大林大概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回信中告诉他，被告将免于死刑，分别判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下徒刑。（《新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９期第１８２页）后来这些人于１９３６年得到了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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