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１９３３年春天高尔基再次回到苏联，在这之后直到１９３６年逝世，一直留在国内。在这期间高尔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经常发表文章揭露国际上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批驳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反苏言论，提醒人们注意战争的危险。１９３４年８月，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他当选为苏联作协的主席。他除了在代表大会上做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外，先后还发表不少讲文学问题的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他关心他创办的《我们的成就》、《在国外》和《文学学习》等杂志，不断为它们撰稿，同时为编写和出版《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而奔走，此外，还应邀为某些书刊作序……。
这里需要讲一讲高尔基为文集《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书作序的事。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织劳改人员开凿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的运河，此项工程于１９３３年６月完工。不久该局邀请３０多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阿·托尔斯泰、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左琴科、阿维尔巴赫、卡达耶夫、什克洛夫斯基、尼古林、英贝尔、加勃里洛维奇等）参观，要求他们在参观后写出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出版。高尔基没有去参观，但是应邀为这本书作序，这篇序言的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在这篇序言里主要讲这项工程的意义和在改造罪犯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说：“这是集体组织起来的人力对北方严酷的大自然界的力量的又一次最辉煌的胜利。同时，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试验，它把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和苏联社会这两者的大批敌人变为工人阶级的熟练的工作人员，甚至变为从事国家所必需的劳动的积极分子。成千上万不同类型和不同种族的人同心协力迅速战胜与人敌对的大自然而取得的胜利是了不起的，但是更加了不起的是那些不久前因受无法违抗的市侩习气所控制而无政府主义化的人战胜自己的胜利。”（《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２６页）可见高尔基更重视的是在改造人方面取得的成果，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肯定苏联实行的劳改政策。高尔基的这一看法是与他在上面提到过的《苏联游记》第５篇《索洛夫基》中的看法一致的。
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工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突击队员和其他先进人物。高尔基曾应邀出席他们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从１９２８年起就在观察国家政治保安局如何改造人，现在听了突击队员的发言，不能不感到激动和高兴。他在指出运河的经济意义和国防意义的同时，仍然强调它在改造人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肯定国家政治保安局所做的工作。（《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７４～７５页）
１９３５年高尔基在《论文化》一文中再次说到改造罪犯的问题。他说：“对无产阶级说来，人是宝贵的。甚至当一个人显露出危害社会的倾向并且一度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也不会让他去监狱里因无所事事而堕落下去，而是把他改造成为一个熟练工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有用的成员。在对‘罪犯’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在‘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过去和现在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７卷，第４６３页）这就是说，高尔基认为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使其转变成为新人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大致是从２０年代中期开始的。１９２５年他在《作家的使命和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文中说：“我深信，欧洲的艺术家们将重新大声地并用某种新的方式谈论仁爱、人道主义和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团结。”（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第４７７～４７８页）而他自己就率先这样做了，他开始批判旧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赋予人道主义新的内容。１９２６年７月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逝世。高尔基在一封信里对死者进行了赞扬，说“他由于关心人和为人公正，做了许多好事。他使得我既爱他又尊敬他”。（《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４７２页）这封信发表后，白俄侨民报纸发表了《反对高尔基》一文，文章的作者们从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把捷尔任斯基称为“刽子手”和“该隐”，对赞扬他的高尔基提出批评。高尔基写了《论“机械的”人道主义》一文进行反驳。他揭露了这些“人道主义”们的虚伪性，说他们在“我们的人杀人时”保持沉默，而在“杀害我们的人时”就提出抗议；他们居然忘记了，俄罗斯的红色恐怖是在暗杀列宁之后，在杀害了几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之后，在破获了一系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之后才开始的，是由于列宁、捷尔任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才制止的；他们还忘记了，受英国人和法国人唆使的邓尼金们、高尔察克们以及其他的人犯下了焚烧村庄、毁灭城镇、摧毁俄国、杀死绞死成千成万人的罪行。最后高尔基得出结论说：他们的“人道主义”是“虚伪的”，是“习以为常的人道主义”，是“机械的人道主义”和“由于无话可说的人道主义”。（见《高尔基文献汇集》第１２卷，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上。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尊重人，相信人，维护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命运。他相信人是能够日臻完善的。他理想中的人是上面提到过的所谓“大写的人”。到２０年代中期，这种“大写的人”逐渐具体化了。他在《米哈伊尔·米洛诺夫》（１９２７）一文中承认他心目中的“大写的人”就是像维洛诺夫那样的布尔什维克。（《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８４页）１９２８年他在同亚美尼亚作家座谈时说：“当我首次写大写的人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大人物。当时他的形象我还不清楚。１９３０年我认识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大写的人的化身，１９０７年我在伦敦的代表大会上亲眼看见了。”（《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６５０页）从高尔基的这些话可以看出，他的“大写的人”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性格特点。
与此同时他提出，在谈到所谓“全人类的东西”时，应区分它的新旧两种涵义。他把“阶级国家培养出来的卑鄙的习气”归为旧的涵义上的“全人类的东西”，认为共产党员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反对它而斗争；另一方面，他指出，在人成为全权主义的国家里，一种新的和真正的“全人类的东西”正在产生。（《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２４～３２５页）高尔基还认为，在欧洲资产阶级煽起民族仇恨之火、加紧武装起来、准备新的世界性大屠杀时，谈论“全人类的爱的真理”是十分无耻的。（《高尔基文集》第２５卷，第３８２页）
高尔基在《弗·伊·列宁》中曾说：“生活安排得这样出奇的巧妙，不会恨就不可能真挚地爱。”他在许多文章里在强调要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爱新生活和新事物的同时，也强调要仇恨剥削者和压迫者以及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他曾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仇恨的感情和不能积极地将其表现出来，那么他们将是供资本主义的大鲸吞食的鱼。”（《高尔基第２６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００页》）有人谴责高尔基“鼓吹仇恨”，劝他“宣扬仁爱”，他回答说：“宣扬穷人对富人的爱，工人对老板的爱，不是我的职业。我不会安慰。”他开导那些“想做实践家的人道主义者”说：“现在应该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仇恨：一种是在掠夺者当中由于相互竞争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和预感到必然灭亡而产生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仇恨，它产生于无产阶级对现实的厌恶，并且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掌权的权利而变得更加明显了。这两种仇恨已发展到了顶点，以致没有什么东西和没有什么人能加以调和。除了它们肉体的和阶级的体现者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外，除了无产者的胜利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世界摆脱仇恨。”（《高尔基文集》第２６卷，第２６３页）这里高尔基讲的实际上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必然性。这与他过去所持久的渐进论思想有很大区别。
高尔基不仅肯定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必要性，而且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专政也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镇压敌人的反抗和破坏外，也是为了改造社会和改造人，在后一方面，他也不反对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大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批驳了国外报刊对苏联采取的镇压行动的攻击，赞同苏联政府实行的改造罪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