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尔基在１９２７年给友人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决定回国到各地看看的事。３月２１日，他在给凯尔任采夫的信中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研究人，在回罗斯后，自然不打算工作，而将到各地走走、看看和说说话。最好能到我熟悉的所有地方去：到伏尔加流域，到高加索，到乌克兰，到克里木，到奥卡河畔去──去看看所有从前坑坑洼洼的地方。”（《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第４８２页）高尔基把这次拟议中的回国旅行不当作单纯的游览观光，他把它同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的创作意图联系起来。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给国家出版社的信里谈到了他的这个意图。信中说：“我想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我已经为它积累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材料。我还必须──不使人觉察地──到工厂、俱乐部、农、啤酒馆、建筑工地，到共青团和大学生那里，到中小学的课堂上，到管教对社会有危害的儿童的教养院，到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那里去参观访问，去看看妇女代表、女穆斯林等等。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一想起它，我激动得头上的头发都抖动起来。”（《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４２８页）他在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２９年先后两次回国后的行动，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安排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说高尔基回国出于“物质欲”，是因为“他明白了，为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这完全是胡乱的猜测和无耻的诽谤。
这两年高尔基都于５月底回国，１０月回到意大利。回国后的相当一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到各地游历，到过许多地方，与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与普通劳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各种集会上发表了将近６０次讲话。他在这些热情洋溢的讲话中畅谈自己的观感。许多地方他都是旧地重游。通过今昔对比，他发现在短短的几年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引感到十分高兴。他在第比利斯的集会上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现在他的“美好的理想和希望”实现了。（见《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９５页）尤其使他欣喜的是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和许多人谈过话，见过许多人，对许多事情作了细致观察。这已是另一种人。这不是那种人，不是我过去了解的那种人，不是我过去写过的那种人……亲爱的同志们，在红场上躺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这里的是集体的列宁。”（《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７０页）高尔基说他自己是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人的崇拜者。现在他通过观察，发现他理想中的这种人正在大批涌现。他在喀山的一次集会上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勇敢的、坚强的、大胆的人。那种从前只能在我的幻想中出现的人，现在生活着，工作着，从事着伟大的事业。”（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第４９３页）高尔基特别关心工人阶级的命运，他在各地看到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便赞扬他们说：“你们是主人，是的，是全世界早已期待着的主人。”（《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９０页）高尔基认为上述变化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播到了特别有利于生长的土壤上”，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推动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他在索尔莫沃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党的作用，强调指出，是党教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才创造出今天的局面。他诚恳地劝导工人们要相信党，他说：“我没有参加党，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不能不凭良心对你们说，党确实是你们的大脑，你们力量的所在，确实是你们的领袖，遗憾的是，西方无产阶级还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也是他们的不幸。”（《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４０１页）
在苏联各地他按照原定写一本关于新俄罗斯的书的计划，写了以《苏联游记》为总题的５篇特定。第１篇写１９２８年他从巴库经第比利斯、埃里温、喀山，最后到下诺夫哥罗德参观访问的见闻；第２篇则写他在１９２８年从库尔斯克到扎波罗热的旅行；第３篇写他１９２８年参观德聂伯水电站建筑工地的印象；第４篇的副标题为《关于少先队员》，写的是１９２９年他到北方地区旅行时与儿童们的接触；最后一篇的副标题为《索洛夫基》，记载了１９２９年夏他到白海中的索洛夫基岛上的劳改营考察的情况。在这些特写里，高尔基把自己青年时代漫游时留下的印象与眼前见到的一切进行对比，描述了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不回避他发现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和消极现象。他最关心的仍然是人和人的变化，也许从这一点出发，他在旅行中参观了各地的儿童教养院和劳动公社，并且专门到索洛夫基劳改营去待了两天，写了上面所说的第５篇特写。
由于这篇特写，后来高尔基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被说成强制性劳动的歌颂者。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里对他进行了嘲讽。高尔基的这篇文字写于１９２９年，当时苏联尚未发生肃发扩大化的问题。作者明确指出，在索洛夫基岛上进行劳动改造的大部分是刑事犯。对刑事犯实行强制性劳动改造，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事，这本身就是无可非议的。高尔基在这篇特写中叙述他同一些劳改犯的谈话和他们的生活。也许可以批评特写作者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便是要求他通过一两天参观就写出全部实情，那是强人所难，不合情理。高尔基特别注意到一些罪犯已改造成为“好的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人在刑满后仍留在岛上劳动，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这样写恐怕不是他的凭空编造。高尔基从中看到了改造人的一条新的途径，认为它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试验”，因而加以肯定。这样写，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