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当然，这一定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所准备的，用在与他对称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国唐朝的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身上，同样的合适。实际上，在世界级的大诗人中，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都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都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至今仍居住在他们的庇护里──无论我们正经受着如何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叠着杜甫的足迹与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慰藉。
尽管每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这位伟人的生平再熟悉不过了，但简单地回顾一下还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着无限的重复。他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时代──唐朝；又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这样的佳句传诵千古。但他的幼年却称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亲。虽然早慧，却体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这些征象似乎是为了要与他晚年的孤独，悲剧完成某种对接。公元７３１年至公元７４１年这十年间，可谓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与自己青春期的两次壮游，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样的诗句，可见他当时的气象，自负。但与他困顿的一生相比，这样金色的时间毕竟太短暂了。仿佛回应着唐王朝天宝年间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挣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当然，于他的精神世界来说，金色的时间仍不时地跳跃，闪现：公元７４４年（天宝三年）的孟夏，一个被闻一多先生喻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的奇景出现了──杜甫与李白在东都洛阳相会。虽然他们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时间观念来对此计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段时间至今仍在激动着我们的想象。
公元７５５年，多年的奔波后，杜甫终于得到了一个官衔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握武库兵器和门禁钥匙的八品小官，但他所做的官却连家庭的温饱都不能保证，他的幼子在他的任职期间饿死──这于他的才华与青年时期的自许，简直是一个讽刺。与此讽刺相呼应的，是盛唐亦进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末期，这一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变，从此，杜甫与他的家庭被抛入了战乱的漂泊，挣扎，其涉及的时间之漫长，距离之遥远，地域之辽阔，处境之艰辛，都是世界大诗人中罕见其匹的。而作为补偿，诗人的生命与诗篇亦由此坚实地走向了伟大的阶段。虽然晚年成都草堂的数年岁月，还算平静，但诗人仍是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与孤独之中，他完全是凭着一种伟大的诗歌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他不可能象今天的诗人作家们这般动辄地考虑名声或市场。公元７７０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湘江的一条破败的小舟里，贫病中的杜甫默默地停止了呼吸。以上的叙述对于一个伟大的生命而言，或许过于简略，而历史最终为他所冠的“诗圣”二字，却是恰如其分道尽了一切。我曾写有一首十四行诗《杜甫》，但渺小的文字实在不配他的伟大，只是表达了对这位伟人的敬仰：
看群山脚下浮动／倦鸟归入青霭／而你岩雕般转身／由盛唐的溃疡／踏入遍地烽烟／在明月硕大的泪滴下／忧郁焦黑的家园／无数飘泊的亡魂／一杯浊酒中相聚／你从容饮下人间苦难／吟出星瓦铺排的诗句／成灿烂的天穹／并向时间深处／垂下一座风雨广厦
在大诗人中，五十八岁的年龄，远算不得高寿，然而，特殊的时代遭遇，际遇，以及他从不间歇的创作，创造，却给我们以极其漫长的感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首诗歌，而他的生命，也就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些永恒的诗篇之中。这种生命与诗篇，是人类可遇而不可求的，均衡的天才，健全的人格，理性的生活，以及在不同的阶段，发散着不同光泽的火焰，并且愈至晚年愈纯粹。杜甫是一个民族的身心状况俱佳时的伟大产物，他的诗篇，与他的诗篇和生命所合成的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同样的伟大。如果就此角度对文学史做一番梳理，是颇有价值与挑战的，如，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大诗人瓦雷里，被博尔赫斯推为欧洲文化黄昏的象征，而与艾略特，里尔克并列，但博尔赫斯同时又承认，瓦雷里的诗篇不及艾略特，里尔克的生动，有力；而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诗人普鲁斯特的《追忆消逝的时间》，被列为二十世纪的巨著之一，但他的弱不禁风，闭居幽室的生活，却又难以与之对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南宋大诗人陆游，论纯粹的诗歌成就，无疑不能对称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象征；而晚唐李商隐辉煌的诗歌成就，比之于陆游，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但它与李商隐的生命所支撑起的一个“夕阳无限好”的诗人象征，却无法超越陆游。我的文章进展至此，已不觉地欲逸出文学，文化之外，我警醒地收住笔，还是想留给另一篇文章或有兴趣的朋友去发展它。但敏感的读者或许已由前面的文字猜想到，我是在试图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的民族诗人与文学代表。是的，这是一个禁不住的诱惑，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国推出了莎士比亚，德国推出了歌德，俄罗斯推出了普希金，现在，我想为中国推出杜甫。
确实，在与杜甫并列的几个伟大的名字，屈原，李白，曹雪芹之间作如此的选择，是一件艰难的事，然而，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说，这几位伟大的诗人（曹雪芹──我把他看作一位小说诗人）文学成就的辉煌，皆与杜甫在伯仲之间，有的可能还显得夺目些。但是，再三斟酌之后，我之所以选出了杜甫，是因为我相信，衡量一个诗人的伟大，不仅仅要看他的纯文学成就，还要看他对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强健的影响，并由此参与到他的民族的命运的洪流中去，形成他的民族的精神主脉。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无与伦比的，只要这个世界还有苦难存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消除的，杜甫就将不可取代地屹立着。下面，我想就这几位文学伟人之间的比较，浅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屈原的宏大的想象力，以及在诗的运动中构筑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古典诗人中无人可及。他的诗境是辉煌的，然而是天空云霞的辉煌，似乎难以承受一个民族如此漫长的沉重。这个民族在天性上是如此的亲近土地，只有在枕着泥土时，方能踏实地入梦──而杜甫在大地上铺排的广厦，显然地更适宜它。杜甫的承担到最后一刻，与屈原的途中坠入汨罗江水，实有着某种象征意味；如果说杜甫具有融化一切的力量，那么，李白则具有冲决一切的力量，要在这两个千百年来并置的名字之间做出高低比较，历史已证明是徒劳。但若置于世界文学的范畴，李白那绚丽的想象，不羁的诗才，在更为宏大完整的《神曲》《浮士德》面前，总有些飞不起来的感觉。而杜甫的伟大诗篇，不仅是一部唐王朝的史诗及个人心灵史，它还与杜甫的生命合成了一个人类文化的伟大象征，他割据了《神曲》《浮士德》未能把握的大地；在包容一切，融化一切的力量上，曹雪芹堪称是杜甫的对手，《红楼梦》无疑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小说史诗。但杜甫的包容，是一种盛年期的翻腾着的海洋的包容，曹雪芹的包容，则是一种趋于静止的巨大的湖泊的包容，诚如鲁迅先生所体味的，《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它是一个民族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的哀歌，挽歌。
写于安史之乱及杜甫个人苦难深渊之中的伟大诗章《北征》，以对一种时间的坚定信仰而开篇：
皇帝二载秋
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
苍茫问家室
或许，你会觉得这四句不太象诗，不符合心目中的传统诗境，然而，它所呈现的苦难中的镇静，却是诗骨，是大厦的支柱。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似植入了大地的岩层，所有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忧患，都被从容地梳理成格律的庄严与崇高，使你不能不产生着一种皈依──这种皈依，并非宗教意义上的顺从，而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吸附。拥有这样的诗句与诗人的民族，可以暂时地被击倒，但你不能想象它会被击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