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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悲哀的死亡──读《孔乙己》,
孙绍振 单篇阅读，要进入分析的层次，比较困难。因为矛盾不是现成的。怎么办呢？还原。鲁迅在《孔乙己》中，几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从他一直考不取最起码的秀才，中老年潦倒落魄，无以为生，偷书，被打致残，直到最后消失、死亡。经历的时间，起码有几十年，但是，全文只有三千字左右。这么短的篇幅写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讨好？
鲁迅虽然写到了这么多，但大多是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并没有直接、正面描写孔乙己。比如他的应考，他的不中，他的偷书，甚至挨打致残都发生在幕后，在小说中，只是被出场人物间接提起。可以说，那些决定他命运的事件，使孔乙己成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鲁迅一件也没有写。
这些情节，如果要让吴敬梓用《范进中举》的办法来处理，肯定是要正面描写的，而且还要加以渲染。不写这么重要的场面、清洁，说明鲁迅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者，鲁迅认为，这些不是他要表现的重点。那么，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写了些什么呢？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鲁迅只选取了三个场面，而孔乙己本人只有两次出场──在咸亨酒店的场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两个场面和孔乙己的命运关系并不大。第一个场面，是他偷书了，已经被打过了，来买酒时，被嘲笑了；第二个场面，是他被打残了，又来买酒，又被嘲笑了。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撩倒的根源，批判科举制度，这两个场面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要表达对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写他遭毒打的场面，像《范进中举》那样，细致地描写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场人物的反应等等，但是，鲁迅明显回避了这样的写法。
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关键不在于舍本逐末而在于鲁迅衡量“本”和“末”的准则。
三个正面描写的场面，主要写了些什么呢？
写作的重点、焦点，是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的。最不可忽略的，是鲁迅是用一个人的眼光去看孔乙己的。
这副眼光是属于一个特殊人物的，一个小店员的。对于这个小店员，鲁迅很舍得花笔墨，一开头就花了两个大段。这是因为，鲁迅需要小店员的眼睛，以不以为意的观感，和孔乙己拉开情绪的距离。
小说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小店员与孔乙己错位的观感。在他观感以内的，就大加描述；在他观感以外的，通通省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孔乙己。其实，这正是鲁迅的匠心，也是创作的原则，或者小说美学的原则：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这个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心理奇观。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看到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俄国人当间谍，被执行枪决之前示众，而中国同胞却麻木地当看客。在鲁迅看来，为他国做间谍送死固然是悲剧，但是，对同胞之悲剧漠然地观看，更是悲剧。
咸亨酒店中的各色人物，对于孔乙己的命运，对于他的遭遇，当然是麻木的，但是，作为一个小店员，他的漠然，又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无聊”、“单调”，所看的都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但是，在这样沉闷的氛围中，“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这里的笑声，不是一般的描述，而是整篇小说情绪的逻辑中国和整篇小说结构的支点。
第一个场面，突出了孔乙己“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提示遭受过殴打。按理说，这个人非常不幸，没有起码的出息，无以为生，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又近乎小偷。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不成功的、时常被抓住的小偷，显然，命运是很悲惨的心情应该是很痛苦的。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却给小店带来欢乐。不但这个小店员，而且“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甚至“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鲁迅立意的焦点，显然就在这种笑上。开头写小店员的无聊，就是为了反衬孔乙己带来的笑声。因偷书而挨打，有什么好笑的呢？在这种笑里，鲁迅挖出了什么深刻的东西呢？
首先是这个已经沦为小偷的、无用的人，从道德理性看，“好喝懒做”。偷窃，是恶的，但是，情感价值上，恰恰又是带来了欢乐的。这种欢乐，是有一点喜剧性的。一方面是那些喝酒的，嘲笑他又偷了书，又挨打了，而且有人指出，是亲眼看见，“吊着打”的。这是确凿的事实，而孔乙己否认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但是，否认的理由却又十分薄弱，甚至是不成理由的“窃书不能算偷”。显而易见，这不过是把偷窃的概念从白话变成了文言，并没有改变偷窃的实质。
这就显得荒谬可笑了。这种可笑，构成了小说的幽默基调。
其次，在这种荒谬可笑中，还隐含着更深意味，孔乙己虽然潦倒、沦落到如此地步，却还在维护着他的一点自尊。文言文的用语，“污人清白”、“君子固穷”，为一般酒客所不懂，成为读书人最后的“面子”的盾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话语，总不能改变亲眼目睹的事实。因而，这最后的对自尊的维护，显然是无效的，甚至是理屈词穷的表现，只能“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在这种笑声里，并没有太明显的恶意，其中还有也明知其理屈，而予以原谅的意味。
这表明，这种嘲弄是温和的。但是，无效的抵抗，是对外部世界来说的，对孔乙己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口头上不承认自己是小偷，在他自己内心，也并没有小偷的感觉。
号称冷峻的鲁迅，没有让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自己是小偷，没有让他的自尊心公开地彻底瓦解，彻底地不要脸面。相反，鲁迅特别写到孔乙己在酒店里的“品行”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他还主动教导小店员菌香豆的“菌”字有四种写法。对围过来要吃他的面香豆的孩子，软弱地说着“多乎哉？不多也”。联系到小说开头，写他穿着长衫，却不是坐着喝，而是站着慢慢地喝。这都在提示，在他自己的感觉中，他还是残留着一点“读书人”的身份和自尊的。
鲁迅对孔乙己，并没有厌恶的成分，只是调侃而已，在调侃中有同情。可以说，小说是幽默的，并不是讽刺的，并没有揭露孔乙己的恶劣品质的意思，明明是屡屡提及，但在具体行文中，却满是为之辩护的成分。字里行间，似乎留下了矛盾：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在鲁迅的话语中，孔乙己的偷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抄书时把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偷了，美其名曰“一齐失踪”。另一种是，“偶然做些偷窃的事”，“偷窃”，显然有别于书籍纸张笔墨的“一齐失踪”。偷窃的对象，那应该是书籍笔墨以外的，可能是更加值钱的东西。对这种愈加值钱的东西，鲁迅的行文是“偷窃”，而对书籍笔墨纸张，鲁迅的具体行文就含蓄得多了：叫做“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果把这也算在偷窃之中，则不应该叫做“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何况后来在人们的议论中一一“他总仍旧是偷”，可见，在鲁迅心目中，孔乙己偷书，是不包括在“偶然”偷窃之中的。这不正是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逻辑的翻版吗？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鲁迅流露出了对孔乙己的宽容、温情和回护。
在鲁迅看来，孔乙己不过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制度是可恶的，但人，却是值得同情的。孔乙己第一次出场时，读者感觉不到严酷的讽刺的因素，其间的笑，带着温情的调侃。
接下去，在第二个场面中，孔乙己并没有出场。一般情况下，场面的连贯性，由情节的因果性、并行性相联系，但在这里并没有因果和并行关系，其间有一句过渡的话语：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比便这么过。
孔乙己出场，人们是快活的，不出场，人们也是快活的。对于这句话，叶圣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表示赞赏。在我看来，这正是小说构思的意脉所在，整个小说，都是以孔乙己所引起的笑为脉络的。这个构思是很深沉的。一个苦命的人物，在公众场合出现却能带来欢乐。但是，没有他，人们也一样快活。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呢？小说写下去，在酒店里，人们发现，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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