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勤勉不懈的治学
梁氏聪慧过人，求知欲特别强烈，从小便勤读不懈。他六岁时便读完四书，八岁读完五经。年幼的时候，因家贫买不起书，家里只有史记和纲鉴易知录两部书，他几乎每天都读，差不多全部可以背诵。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成立，会中购有很多西书，他也几乎全部都浏览过。民国七年他去欧洲考察，在船上五十天看完两大箱近一百册的日文书籍，由此可以看出他勤读的程度。他为了想看懂西书，曾努力学习英文，在四十多岁漫游欧洲时还跟好友丁在君学习英语。
他常因讲学和著述，废寝忘食，甚至影响健康；民国七年春夏间，曾摒弃百事，专心于中国通史的著述，数月之间写成十余万字，以致患病吐血多时，通史的著述因此停顿。他到了晚年，仍然致力于著述，毫不懈怠；去世前夕，卧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还在赶写未完成的著作，其勤勉治学的精神实属罕见。据估计，他一生一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平均每月写三万字左右。他常一夜之间不眠不休地写上几千字，由此也可见其才华之卓越超群。
三、正气懔然的性格
梁氏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具有中国读书人的性格，正气懔然，只要是义之所在，即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去完成。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的党人四处抓人。参加政变的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皆被斩首；其它牵涉新政的人，不是被充军，就是被革职，或被监视起来。梁氏当然也是被通缉的要犯，但他在八月六日却出现在日本使馆。他到日本使馆并不是去避难，而是自动去赴难的：他以牺牲个人生命为条件，恳求日本公使营救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其悲壮之气感动了日本公使，不但没有将他送给清廷，而且还帮助他逃亡日本。他在日本时，吴稚晖等人在日本大倡革命，遭到清廷官吏的猜忌，因此清廷请求日本政府递解吴稚晖等人回国。梁氏一向对吴氏甚为尊敬，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曾经气愤地对清廷大加指责。
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利用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力言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又有杨度、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极力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梁氏深知其中阴谋，就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骂袁世凯一顿。据说，当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袁曾派人送二十万金给梁氏祝寿，这样厚重的贺礼不但被他拒绝，而且他还把这篇文章录下来送给袁看。袁又派人告欣他，大意说：“你亡命已经十余年了，逃亡的苦味也应该尝够了，何必还要自讨苦吃？”他却笑着对来人说：“我过去对逃亡很有经验，我宁愿过逃亡的生活，不愿意在混浊的空气中苟且偷生。”他这种不畏权贵、不受威胁利诱的胆识，多么令人敬佩！
四、爱国救国的热忱
梁氏一生热爱国家民族。他曾说：“爱国两字，近来当做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这是何等感慨！他的爱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他一向被人认为是维新派，其实在光绪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他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的行动，虽然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也颇足称述。在革命行动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曾打算和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携手合作；初步的合作是办了一种名叫“中国秘史”的杂志，刊登宋明亡国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自此以后，他和中山先生的来往日渐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只可惜由于康有为的从中阻挠，未能成功。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间，他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他对学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学说，鼓舞他们努力革命大业。那时留日学生当中主张排满最激烈如戢翼翚、沉云翔等人，也常常来大同学校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
民国成立以后，他为了国家的生存更表现了无比的爱国救国行动。在民国四年为了护国讨袁曾经好几次出生入死。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蔡松坡宣布讨伐袁世凯以后，梁氏即在上海各报发表讨袁文字，以等待各省的响应，可是等了三个多月却没有动静，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广西响应的消息来了，陆荣廷派唐绍慧来上海，准备迎接他去广西；并且说只要梁氏一到，广西马上独立。于是他急着要去广西，事先和大家约好分途前往，以免被人发觉。他预定先到香港，再由安南偷渡入镇南关，但不料在上海的住所被侦探包围，袁世凯捕拿梁氏就地正法的命令早已通行各省。后来他得到日本武官青木的帮助，才幸免于难。他到香港以后，改乘日本货船到海防，由日本农场主人深夜以小艇来接，步行了三天，才抵达镇南关。这次沿途吃尽苦头，遭遇了许多危险。后来他又冒险前去广东见龙济光，终使龙氏就范。护国讨袁能够顺利成功，梁氏实在是功不可没。
民国七年，徐世昌任总统，而大权则操在督办段祺瑞的手中；段为了要向日本借款，不惜以山东权益让给日本作为交换的条件。梁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是以北京政府特使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于是坚决反对这丧权辱国的和约，拒绝签字。他以一个北京政府派去的特使，为了国家的利益居然敢反对政府的“政策”，这种为国家的大义而不计牺牲小我的风范，深为国人所仰慕与赞赏。
五、日新又新的思想
梁氏常受人批评的是他的思想往往前后矛盾，这点他颇有自知之明，不过由此正足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求新之中，他自谓“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表现出他始终不落伍而力求赶上时代适应环境。
他的思想可说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凡西洋各种新思想和学说，只要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他无不接受而加以提倡。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这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就和康有为的学生麦梦华办了一种小型杂志，名叫“中外纪闻”，宣传民权思想。次年，他又办了一种刊物，名叫“时务报”，提倡民权的言论较前更加激烈。光绪二十二年，他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常在批改学生的笔记中提倡民权思想。
他又是清朝末年提倡女权极早的一人，在光绪二十二年就已经鼓吹女子教育；他以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而女子有没有受教育与国家的盛衰有极密切的关系。他极其反对女子缠足，在光绪二十三年，曾经和汪康年、麦梦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不缠足会”，提倡天然脚；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当时全国相习成风的情形下，这种反传统的主张，正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新颖。
六、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的感情非常丰富，他的一生行动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当他的看法和老师大不相同时，他就既不盲从，也不缄默。例如康有为是反对革命的，而梁氏在早年则赞成革命，他并不因为康有为反对革命就不敢和他争辩，他常引述希腊哲学家的话：“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实在就是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却深信科学。民国七年，他到欧洲考察，为了要彻底了解欧洲的实况，在同去的人当中，他还特别物色了一位科学家丁文江（在君）同行。丁氏曾经在英国专攻地质学和动物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梁氏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都有深切的认识，他本来就长于历史，后来更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创下了史学统计的研究方法，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对科学的笃信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