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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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潮诗人在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最终途经，这个位置就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新诗潮诗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这一位置，也是他们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他们被十年浩劫阉割了青春，这使他们无法从头开始在正常的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在“英雄退役”之后，失去双腿的英雄便成了历史的雕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也是新诗潮诗人的唯一选择。新诗潮诗人所要提供的历史见证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代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者是怎样在恶劣环境下与异己力量进行抗争、一个民族是怎样从这个异己力量手中获得挽救、他们又是怎样把人本主义思想向前推进的全部过程。表现新诗潮诗歌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作品是，江河（于友泽）和他的《纪念碑》、《太阳和他的反光》、《从这里开始》、《没有写完的诗》、《祖国啊、祖国》，杨炼和他的《大雁塔》、《诺日朗》等等，这一阶段的其他新诗潮诗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角度靠向了这一主题，并以这一鲜明主题宣告了“朦胧诗”发展的极致。江河在《纪念碑》中写道：“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４０］在这里，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座纪念碑，诗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斗争过，但现在，他成了一座纪念碑，成了历史的见证人。在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４１］中，诗人借我国的上古神话，创造了盘古、女娲、伏羲、夸父、后羿、刑天等人本主义英雄形象，虽然诗中塑造的都是上古英雄的形象，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却是“文革”期间涌动着的那种人本主义的思想，甚或可以说，所有这些上古英雄的形象，都是诗人的自我形象的化身。在《从这里开始》［４２］一诗中，诗人抒写了自己那一代人由苦闷，感伤到沉思再到觉醒的全过程，也就是人本主义主体性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记录了“那些苦闷沉默艰难的年代”。与江河一样，杨炼在他的《大雁塔》中也写道“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４３］。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４４］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大雁塔》中的“大雁塔”形象，便是诗人人格力量的外化，而诗人，则是一个为人的权利而歌唱的人本主义者，是一个民族苦难的见证人。在杨炼的《诺日朗》［４５］中，诗人所创造的一个“瀑布的神”的形象，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者的形象。另外，“提供历史的见证”主题，在这一时期北岛的诗中也得到了大量的表现，如《走向冬天》中的诗句：“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４６］；再如《十年之间》中的诗句：“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直到被射杀的时刻／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４７］。在“朦胧诗”完成了“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之后，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河、杨炼、北岛等人的诗，也是为“朦胧诗”铸造了一块“纪念碑”。

　　“朦胧诗”在“文革”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２０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而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但当代文学中由“朦胧诗”而开始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新诗潮的消隐只是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英雄主义诗歌思潮的消隐，因为到了８０年代中期，英雄主义思潮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人本主义思潮则被传递到了后来的“新生代”诗歌之中，并突出了它的另一倾向，即诗歌中的平民主义倾向，“朦胧诗”这一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至此便为适应新的时代课题的“新生代诗”这一平民主义诗歌思潮所取代，诗歌开始沿着“后新诗潮”这一轨迹又向前继续发展了。新诗潮诗歌运动在经过它的高潮之后，已经告一段落，它的产生与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但它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一价值体现在它的功利性上，便是打破了当代文学在思想上的禁忌，成功地跨越了当代文学史的禁区，实现了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并推动了这一优秀文学传统的发展，使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也使当代诗歌的美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完成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新诗潮诗歌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使之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思维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总体象征的艺术表现方法，这种总体象征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它要求审美主体的介入，因而对于８０年代的诗坛，它又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朦胧诗”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关于“朦胧诗”能否成为新诗发展的主流的争论，就是针对其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而言的。在一个时代的诗歌美学尚处在“诗人必须讲真话”这一非诗学的呼声中时，这种陌生化的诗歌艺术必然会引来种种诘难，其中的焦点问题便是所谓的“读不懂”，而“朦胧诗”这个概念就是章明在他的《令人气闷的“朦胧”》［４８］一文中针对“读不懂”问题而提出的。后来徐敬亚把“朦胧诗”界定为“现代主义诗歌”，也是针对其艺术特点而言的，他说：“在艺术主张、表现手法上，新倾向主张写自我，强调心理；手法上反铺陈、重暗示，具有较强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但他们的创作主导思想从根上讲，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反映论。它们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表现了反写实、反现性的倾向，但他们反对的只是传统观念中的单纯写实，他们反对的理性只是那种对诗的生硬的政治性附加，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整个诗坛基本是吻合的，有突出区别的只是表现方式和手法。”［４９］如果从思想主题方面把“朦胧诗”界定为“现代主义诗歌”，无疑是片面的，但如果从其艺术特点方面将其定义为“现代主义诗歌”，则有着一定道理，因为“朦胧诗”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它为“朦胧诗”打上了较为浓厚的“现代主义”艺术烙印，但在本质上，它却更是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诗歌。虽然“朦胧诗”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过程中，有鱼目珍珠相互裹挟之嫌，一些作品写得较迂晦艰涩，有点“矫枉而过正”，但由于“现代主义”陌生化的表现手法的介入，打破了过去诗歌审美的单向接受性，代之以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的双向合作，它要求审美主体的主体性参与，而对“朦胧诗”持“读不懂”意见者，缺乏的便是他们的主体性参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更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诗歌的审美价值在于其艺术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说，新诗潮诗歌所创造的总体象征手法在传统的诗歌的艺术方法之外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它为当代美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依据，也为新诗艺术在艺术形式上走向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最后，让我们援引谢冕先生的一段论述来作为本文的结束：“新诗潮弭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它使五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有效地修复和推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它结束了新诗思想艺术的“大一统”的窒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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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⑻［４９］　参见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⑵　参见柯岩《关于诗的对话》，《诗刊》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

　　⑶　参见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１９８０年５月７日。

　　⑷⑿　参见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文学评论》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⑸　参见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河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⑹⒅［２１］［３３］［３４］［４４］参见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其中［３３］［３４］［４４］系转引。

　　⑺⒇　参见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⑼⒀⒁［２４］［２５］［２８］［２９］［３５］［３６］［３７］［４０］［４２］［４３］［４５］［４６］［４７］参见《在黎明的铜镜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

　　⑽⒆［３８］参见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福建文艺》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

　　⑾⒂［５０］参见谢冕《２０世纪中国新诗：１９７８～１９８９》《诗探索》１９９５年第２辑。

　　⒃⒄［３９］参见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福建文艺》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２２］［２３］［２６］［２７］［３０］［３１］［３２］参见《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版。

　　［４１］参见《与死亡对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

　　［４８］参见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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