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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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日益成熟的同时，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速地成熟了起来，许多敏锐的理论家很快就准确地把握到了那股不可遏止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动，他们从“朦胧诗”中看到了诗歌发展的健康轨道、看到了中国新诗的前途和希望，并为保障“朦胧诗”不被扼杀，而与旧的保守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孙绍振先生在总结过去诗歌发展的教训时说：“到了《讲话》发表以后，许多诗人一下子还来不及严格地区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和诗歌创作中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规律的界限，事情走向了另一极端，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以直接表现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的过程为满足。诗人的真实感受被忽视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回避自我的倾向。新诗在力图突破思想和生活的局限的同时，新诗的优良艺术传统却遭到了不应有的冷落。通过塑造具有独特个性和自我形象来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的正当途经荒芜了，长期为遗忘的青草所覆盖。”⒃他批评建国以来的诗歌“用一时一地的政治口号，来糊裱自我，成为普遍的倾向”⒄。这里，人本主义文学中的“自我塑造”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如何看待自我，如何对自我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也就成了一个辄待澄清的问题，显然，新诗潮诗人在这里与旧的保守思想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孙绍振先生在后来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指出：“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⒅对自我权利、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异己力量的否弃，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求，它在新诗潮诗人这里得到了确认，而新诗潮诗歌理论为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刘登翰先生说：“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确定，给诗歌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的解放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是出现在诗歌中的人的形象不同了，不再是像一棵草、一个螺丝钉那样受着历史的驱使和等待救星的拯救，而是一个充分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历史主人形象。诗歌不再象过去造神运动那样把主宰历史的命运归结为救世主的恩赐。”⒆刘登翰先生的这段话正深刻地说明了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新诗潮诗歌理论对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推进，必然遭到来自另一方面力量的强悍抵制，譬如在人的价值标准问题上，程代熙就曾引用歌德的话说：“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⒇歌德的话当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程代熙等人并不认为“当前现实的要求”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反，他们认为当时的要求仍是那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尽管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竭力阻挠新诗潮的发展，但历史最终还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的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碍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２１］新诗潮诗歌理论在新诗潮诗歌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新诗潮诗歌理论走向完善的标志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的诞生。新诗潮诗歌理论成熟以后，新诗潮诗歌理论家便和诗人一道，把新诗潮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朦胧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对十年动乱直接进行批判的作品少了，因为这时的新诗潮诗人已经进入了新的思考，思考在噩梦过去之后，他们该怎样选择新的方式生存，该怎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因为在思想“解冻”之后，诗人原来与之抗争的对象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颠覆，诗人已经从先前的“战斗的英雄”变成了“退役了的英雄”，但“退役了的英雄”这时并不是在缅怀过去的荣光，而是在反省着过去的同时，更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只有较早的一些诗歌还在传达着与先前相似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它们也已由过去的批判精神转化成了承担未来的重托的精神。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写道，“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２２］，她在《这也是一切》中还写道，“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２３］这些诗句中都传达了诗人积极承担未来的重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时之所以仍会产生这样的诗句，是因为诗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之中，诗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战斗者的姿态，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着“英雄退役”的历史命运。一旦当诗人进入了反思，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之后，这样的诗歌也很快就消失了。促使新诗潮诗人进入反思的，仍然是十年浩劫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伤痕，他们的青春在“文革”噩梦中被荒废了，当他们从噩梦中醒来，猛然发现自己已人过中年，青春的消逝，使他们已不能正常地从头开始在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就像还没有学会飞翔就被剪去翅膀的鸟。那么以后的方向在哪里呢？面对这些问题，新诗潮诗人曾经迷惘过、孤独过、悲哀过、有过愁、有过泪，只是还没有方向。这时诗人北岛的感受是，仿佛自己被抛弃在了一片《陌生的海滩》上：“灯塔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２４］或者感觉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座无依的《岛》：“没有标志／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２５］。顾城的感受是自己仿佛在一条漫长的《小巷》中，无法找到出去的门：“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２６］。梁晓斌的感受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２７］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当时由于找不到方向而表现出来的苦闷、迷惘的心情。但我们的新诗潮诗人却并未因此而沉沦，既然他们的主体性已经觉醒，也就不会在新的挫折面前低头，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世上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就不会再等待救世主的拯救，既然他们明白了路还得靠自己去探求，他们也就不会失去希望：“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２８］，“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２９］（北岛），虽然是在“陌生的海滩”，海鸥不会自己落在你的手上，但你却并没有失去抓住它的可能，虽然是一座大海中无依的“岛”，但它却在倾听着希望的琴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３０］（顾城《一代人》），尽管夜再黑、现实再严酷，但它却不能阻止一代人对光明的追寻；“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３１］（梁晓斌），尽管诗人的“钥匙”丢了，但诗人仍在寻找。再如徐敬亚的短诗《既然》，也表现了这一重要的主题：“既然／前，不见岸／后，也远离了岸／既然／脚踏着波澜／又注定终生恋着波澜／既然／能托起安眠的礁石／已沉入海底／既然／与彼岸尚远／隔一海苍天／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吧／交给前方没有标出的航线！”［３２］这些诗句充分展示了新诗潮诗人觉醒了的主体性力量，虽然新诗潮诗人一时尚未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不灭的探求方向、探求自身价值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本身也证明了新诗潮诗人的这一探求过程的价值，亦即人本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以，他们的这一反思过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新诗潮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３３］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解、关怀和爱，以达到心与心的沟通，正如舒婷这时所喊出的“人啊，理解我吧”的声音，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３４］梁晓斌和舒婷的这些话，都深刻地反映了人本主义理想已成为“朦胧诗”在这一时期的自觉追求。而舒婷的这种追求，在她的《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双桅船》等大量的诗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神女峰》中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３５］；《会唱歌的鸢尾花》中的诗句“我情感的三角梅啊／你宁可生生灭灭／回到你风风雨雨的山坡／不要在花瓶上摇曳”，“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３６］。而这时北岛在《结局或开始》一诗中，也发出了与舒婷一致的呼声：“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３７］这些诗句表达了人性中美好情感，在新诗潮诗歌及整个当代人本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这些诗篇都不失为一枝动人的花朵。刘登翰先生在评价舒婷的诗时强调指出她与前辈诗人（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区别在于：“在（舒婷）这里诗歌和生活联系的中介是人，人是诗歌表现的核心。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前辈诗人）主要表现的是人创造的历史，后者（舒婷）是创造历史的人，前者是人们所处的时代，后者是处于时代中心的人，前者是外在的社会，后者是社会的内在：前者是‘颂'后者是‘思'。”［３８］而孙绍振先生则指出：“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她的风格却来自我们的过去。”“她把几十年前新诗的优良传统一下子带到我们面前……她遵循着特殊的抒情个性对自我，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着诚实的探索。”［３９］刘登翰和孙绍振先生的这两段话，分别阐述了在五四文学传统的断层中，舒婷诗歌产生的重要意义，其实这也正是新诗潮诗歌产生的重要意义：它们修复了我国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的诗歌传统，并开启了我国新诗的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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