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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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朦胧诗”中可以得到广泛的明证。诗人黄翔写于１９６８年的《野兽》一诗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批判那个黑暗年代的英雄主义诗歌：“我是一只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⑼。刘登翰先生在谈到“文革”那个黑暗年代时说：“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抽象的‘阶级关系'；而‘斗争哲学'又被视为处理人的关系的唯一准则。革命不是在关心人和发展人的个性的轨道上推进，而是把所有尊重、关心和爱护人的美好情感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打倒，代之以封建专制的兽性。”⑽“文革”十年是失去理性的十年，是疯狂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疯狂的兽性，其间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罪恶暴行均已为历史所铭记，而黄翔的这首《野兽》正深刻揭露了当时的失去人性的暴行，体现了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憎恨和坚决与罪恶年代抗争到底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而对那个罪恶年代的批判和控诉的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义诗歌作品是北岛的短诗《回答》，这首诗写于“文革”后期，后来被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号《诗刊》上，谢冕先生说，《回答》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⑾。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个时代通行，高尚者因为高尚而只能走进坟墓，这就是“文革”年代的特质，而诗人用以“回答”那个罪恶世界的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这些诗句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抗争精神。但谢冕先生却认为这首诗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它的抗争精神，而在于它的“怀疑精神”，他说：“《回答》最早表达了对那个产生了变异的社会的怀疑情绪。”⑿当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怀疑精神”也是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抗争精神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而“怀疑精神”却不尽然，而这首诗更是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例如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等诗句，都深刻地反映了诗人要为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

　　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的需求、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主题。十年动乱，使人的美好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无情的破坏，人的权利与自由受到恣意的践踏，人们长期为一种当时所谓的“革命激情”所欺骗。最早从那种“革命激情”中觉醒的，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催促他们觉醒的，则是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诗人食指是他们当中觉醒的最早的一位，也是新诗潮诗歌最重要的先驱者，他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诗中记录了他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即将离开亲人，即将失去亲人的爱和关怀时的心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⒀这是“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时的普遍心情，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呵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活毫无准备，而车辆将要把他们的命运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无从把握。所以，在车辆开动的刹那，诗人终于觉醒了。他们呼唤着亲人的爱，同时，他们也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追问，对残酷现实的怀疑。这时诗人唯一能够“相信”和寄托的，却是不可知的未来。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冷酷的希望》等诗篇都传达了这种思想和情绪。然而诗人后来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失去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社会现实，剩下的便是他们为争取权利、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食指的《鱼群三部曲》描写了冰层下的鱼儿“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而猛烈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又冲破了渔夫的网绳，最后死在了冰块之上。但“鱼儿却充满献身的欲望：／‘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⒁这群为了“自由呼吸”而抗争的“鱼儿”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也是属于“朦胧诗”的那一代人的写照。这样的诗篇在新诗潮诗歌中数不胜数，它们所体现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和精神，向上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同时，它们也成了推动７０年代末文学界思想解放运动和８０年代初文学启蒙思潮的有机力量。

　　“朦胧诗”的第二个时期是在７０年代末“思想解冻”以后直到８０年代中期，这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逐渐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便是１９７９年３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后来人们对“朦胧诗”所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也正是这次论争的集中体现。随着这一时期的“思想解冻”，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更加成熟了，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对黑暗年代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仍是这一时期“朦胧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诗人已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并最终使“朦胧诗”走到了作为“历史的见证”的位置上来；另外，这一时期的诗人对“朦胧诗”在文学史上所应该产生的作用，对“朦胧诗”的使命及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也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这标志着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同时也标志着新诗潮诗歌运动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第三，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在艺术上也迅速地成熟起来，诗人们勇于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方法进行大胆借鉴，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艺术手法进行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在艺术上，它们超出了中国新诗既有的水平。由于“极左”思潮的颠覆，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理论也迅猛地发展起来，一部分敏锐的理论家已经在关注新诗潮诗歌的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本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历史意义，并开始为之寻求合理的依据。但在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流毒还十分严重，它必然与这种“崛起”中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剧烈地撞击，这便是产生“朦胧诗论争”的根本原因，所以，发生于８０年代初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本质上便是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这次论争虽然未能使旧的保守思潮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打破了当代诗歌发展的“大一统”格局，使诗歌思想从“一元”垄断走向了“二元”并存，并启动了人本主义文学的健康运行。

　　创刊于１９７８年底的民间诗刊《今天》是新诗潮诗歌的主要阵地，它集中体现了新诗潮诗歌进入成熟阶段时诗人所追求的目标。它在创刊号发表的《致读者》中说：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⒂

　　这两段话至少传达出了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新诗潮诗人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中去，把新诗潮看作是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延续，在诗歌中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精神；第二，新诗潮诗人已不再满足于对文化遗产的纵的继承，他们更注重于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横的借鉴，同时也开始了对几千年来文学传统的反思。由于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是人本主义的文学传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对西方文学的横的借鉴，也便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文学的借鉴，它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承接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对西方文学的借鉴，还在于对西方文学中的表现手法的借鉴，西方文学中许多表现手法对于我们当时的新诗潮诗人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学在艺术上的不足，因此，对西方文学表现手法的借鉴对于新诗潮诗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诗潮诗人在这两方面认识上的成熟，表明了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由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日益成熟，他们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也更加深入了，“朦胧诗”的反思主题逐渐取代了先前的批判主题。“文革”十年荒废了新诗潮诗人的青春，使他们成了“被废了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中也逐渐认清了自己那一代人所应处和能够处于的位置，那便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后世提供历史的见证，也便是他们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因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但无论是新诗潮诗歌的反思主题还是“历史的见证”主题，都继承了早期“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新诗潮诗歌仍在沿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文学思潮的方向发展着。它们在诗歌作品中的体现，其主要标志是诗歌中人本主义者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新诗潮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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