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１８年７、８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道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的以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了“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１９２１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１９２５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台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１９１９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变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３５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引起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从１９２２年底到１９２４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三大政策。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父亲很敬佩孙先生，认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１９２５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父亲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后不久，孙先生不幸病逝，父亲异常悲恸。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大规模的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在开追悼会那天，《晨报》上专门刊登了父亲步出中山堂的照片。
四
１９２４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联全政府的建立，使北京的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然而，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北京政变的消息使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１１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战斗激情，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父亲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１９２４年底到１９２５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广大北方地区大力开展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着非常活跃、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也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它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１９２６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到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党员学习。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安家落户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五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段祺瑞虽是临时执政，但他手中无兵，只有一个几百人的卫队；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公开打出反直倒曹的旗号后，还有一点同情革命的表示。他的国民军曾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并从故宫中轰出清末皇帝溥仪，一时颇得社会上好评。北方区委分析了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认为应当争取冯玉祥，特别是国民军，经过做工作之后，有可能争取它倾向革命。因此，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是党组织统一布置的，我也参加了。群众来到段祺现在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现在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的阻拉，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