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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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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对国民军的一系列争取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国民军的驻防区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往往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三·一八”惨案后,冯玉祥解除了段祺现在的卫队的武装,对段屠杀人民群众表示抗议。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父亲牺牲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父亲。国民军同情革命的倾向,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父亲牺牲前的一段时间,由父亲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领导。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很多要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带来了革命的生气。其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们在谈话中,常常称国民党是“民校”,共青团是“中学”,共产党是“大学”。这些表明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推进了革命向前发展。

  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父亲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清楚了。他们处处同共产党和革命的左派作对,使用种种手段破坏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要取消父亲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父亲代表我党同志发表了“意见书”,坚决回击了右派的进攻,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立即“宣布开除”父亲等共产党人,同上次一样仍然未能得逞。1926年年初,国民党市党部在翠花胡同一事情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父亲在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后来在国民党市、区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

  在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派的代表人物曾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分化以后,他同共产党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三院召开大会,曾琦要发表反共讲话,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发动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前去参加。曾琦刚上讲台讲了几句反动话,听讲的群众就高喊“打倒国家主义!”的口号,随后大家又“嘘”又“轰”,曾琦十分狼狈,连忙从讲台上溜下来,偷偷地逃掉了。其后不久,还是在这个礼堂里,父亲发表讲演,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国家主义派捣乱,大会开得十分成功。

  “五卅”运动前后,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新的高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异常。尤其是北京,几乎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游行、示威或请愿、集会。父亲是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者,他总是亲自参加重要的群众运动,做实际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重实践不尚空谈的革命活动家。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父亲始终同群众战斗在一起。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由于前一天曾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政府,竟然动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

  血腥的镇压完全是段祺现在执政府精心笄好的。段对国民军十分不放心,把门卫全部换成他自己的卫队,还预先埋伏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有一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头狮子上讲演。就在这个时候,段政府的卫队朝这位青年开了一枪,成为镇压群众的信号,于是一场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爱国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避开了刺刀和枪弹,跑了出去。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大部分人是从东口跑出来的。

  回到家里,听母亲说父亲也去了,而且一直没有回来,她和妹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直么很晚了父亲才进门来,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和赵世炎同志在天安门前主持完抗议帝国主义挑起大沽口事件的十万人大会,也赶到铁狮子胡同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听完父亲的讲述,他那种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为了革命的利益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们全家。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入低潮,段祺瑞执政府再三通缉父亲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北京的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父亲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这时我们的家几经辗转搬进了朝阳里三号,父亲虽然不在家里住,但每天仍有许多书信寄到朝阳里来,其中有每周一期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其它许多国家的革命书刊,各种文字的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积存很多,由我送给父亲。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给要求同父亲谈话的人传信。来见父亲的人很多,除了青年人外,还有一些进步教授、军人等。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忙,但对每个要求见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要尽量挤出时间来接待。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很想同父亲谈谈,父亲把他请了去,谈话后,又把他介绍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三·一八”前后,李立三同志从南方到北京来办事,住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得知反动派发现了李立三同志的行踪,立刻派我到北大送信,让他立即转移,使李立三同志安全脱险。

  反动的军阀政府极端仇恨燃烧在它身边的革命火种。1927年4月6日,敌人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大搜捕,父亲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那天我偶然因事到西郊去,才免遭这场横祸。

  父亲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以昂扬斗志,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父亲的朋友们把我隐匿在他们家里,我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当时所谓的“党安全”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新闻。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父亲在敌人法庭上大无畏的革命形象。报上说:“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慨”,等等。

  父亲一生热爱真理,崇信真理,曾为寻求真理历尽辛苦,走过不少崎岖的路。但只有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才真正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谛。从此,他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正象父亲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一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7年4月28日,父亲正是怀着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父亲是为建立新中国为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他死的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行的变化,父亲等千百万革命先烈英勇牺牲、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他们为这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继续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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