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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地球之巅》有关资料,
王：这个（照）片就是在北坳冰陡壁上，这是过去跟我们一起登山的摄影记者陈雷生同志拍的，他这次也来了。
司：有请陈记者。
（陈雷生上）
陈：哎呀，又见面了。
司：陈先生，您当时跟着登山队，最高走到什么地方？
陈：我就是到北坳，他们这四个人登得最高，而后三个人到了峰顶。这是四个人下山以后，当时的媒体对他们宣传的情况。
陈：说新闻媒体我就想到，有新闻媒体集中到这儿的摘录，他们上去三个是中国的好样。但是好样里头还有这位刘连满同志。为什么？我现在都忍不住激动。自己已经是很困难了，在又缺氧又寒冷又没有东西吃，生命危难的时刻，它（书）都记载了，刘连满用了半个小时，很艰难地留下了他的话。这话怎么说呢？
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登山下来以后，刘连满在８７００米等我们，跟我们招手，我们下来后，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连满同志还活着，大家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发现连满的氧气瓶子下面压了张纸条，我拿起来看了看，这是连满同志给我写的纸条，因为我是负责人。
……
司：刘先生，当时您把氧气留给他们三个，您心里非常明确知道自己选择的是死亡。您当时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刘：因为当时我认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需要我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
……
司：您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刘：收入５００多，扣一些钱还剩４００多。
司：我觉着您很不幸。
刘：我感觉还可以。
司：您又特别幸运。
刘：生活吧，就应该向低水平的去看，工作可以向高水平去看。如果生活你向高水平去看，你老也满足不了。现在不如我的有的是。
司：现在回头去看过去的往事──咱们这个栏目就叫《往事》──您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讲后悔不后悔？
刘：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我这出身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生活，我应该感谢党感谢国家。过去我是过流浪生活，从小就没有了父亲，靠母亲讨饭把我养大。当我母亲不能要饭了，我八九岁出去过流浪生活。
司：您也传奇。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讨饭，可是你身子板又长得这么结实，能当登山队的教练。
刘：因为我这人特好动。小的时候就是特别有劲。年轻的时候挑个五六百斤，挑起来就走。
司：您现在每天还锻炼不锻炼？
刘：就每天早上起来走个十来里地，再走回来。
司：看着你们三位生死兄弟，这位是高级记者，这位是前登山协会主席，王主席，您是在工厂。
刘：不能都当官，都当官就没兵了。我有困难的时候，我那些学生，那些战友，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一些不知名的人，也给了一些帮助。
司：您老是想着别人的好。
刘：是人家对我有好处，我怎么能忘呢？
司：您跟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一句实在话，这辈子人和人之间什么东西最重要？
刘：感情。我认为是感情。刚才说到那个救助的问题，帮助别人的问题。我想在当时来说，登山队我认为每个队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说登山队就我一个人能够把氧气舍出来给别人。
……
【我的心永远属于喜马拉雅（贡布）】
贡布，男，藏族，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从小就是为领主放羊的农奴。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进入中国国家登山队。１９６０年初，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并于５月２５日凌晨５时和两位汉族队友一道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１９６２年，加入西藏登山队，１９６４年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７２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１９９３年退休。
我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家乡的海拔很高，祖祖辈辈都要和大山打交道。所以，我从小对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从事登山运动，也是非常自然和符合自己心愿的。我是一个幸运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和现代登山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登山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说到我的登山运动生涯，那还得从４０多年前谈起。
我小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为领主放牧。在黑暗残酷的旧西藏，广大农奴受尽领主的打骂和凌辱，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国家的登山运动员，而且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人。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登山队来到日喀则，先乘汽车到萨迦县的一个区，没有路了，然后再骑马到珠穆朗玛峰山区。大概是１１月的时候上到海拔６５００米的地方，实际上是进行攀登珠峰的前期训练，我们排的一位藏族副排长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有一天早上，正在洗脸的时候，我无意中问我们的副排长，前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他说是到珠峰去了，并反过来问我：“你想不想去登珠峰？”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说去。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他让我今天不要吃饭，不用参加军事训练，有别的要事。
那天上午，我们营里有３０多人集体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第二天，我们又到登山队住的招待所进行测试，身体全部合格。第三天，我们一行２０多人在登山队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拉萨。我们脱掉军服，换上运动服，在军区训练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后来，我们又到念青唐古拉东峰海拔6 000多米的雪山脚下进行冰上训练。
１９５９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当时的拉萨气氛很不平静，少数上层反动统治者在３月份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的训练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停止了有规律的训练，拿起枪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平叛斗争中。平叛胜利后，我们的训练转入正常，不久就到新疆境内攀登了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登顶成功后，我们回到北京，参加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１９６０年初，我和队友们返回西藏，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这期间我的身份一直是军人，装备、津贴都是部队发。
３月初，我们来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最初我不是突击队员，承担修路、运送物资任务。突击队第三次行军，由于经验不足，在７４５０米的地方遭遇大风的袭击，坚持到达８３００米的高度后，登山行动被迫终止。我当时与突击队员们在一起，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此后，登山队组织了第四次行军，重新调整突击队组成人员，我就入选了。
我们从８１００米的地方出发，半夜行军，上到８５００米后，没有吃的，５个人就在冰天雪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４个人忍着饥饿，继续向上攀登。原计划是登顶后即刻下山，没想到前面还有“第二台阶”挡路，怎么也上不去，耽搁了５个多小时。等我们到达８７００米处时，已是半夜。在这里呆是不可能的，很快就会冻僵，一旦迷糊起来，很容易死亡，下撤也不是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夜里登顶，刘连满因为体力不支，没有继续攀登。
那个时候登山经验少，装备不足，行军速度也慢。上到一定高度后，嗓子是哑的，嘴巴全裂开了口，我们很少说话，要表达某个意思，就用手指比划一下。体力消耗极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系鞋带，要用半个小时，戴冰爪，更是费劲。
终于，我们三个在５月２５日凌晨５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我们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登顶成功了，就能到北京去，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那次登山，奠定了我以后终生从事登山事业的基础。当然，如果没有翻身得解放，我仍然是个农奴，广大西藏人民也不会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我也不会参加到伟大的登山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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