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情犹在
在胡适诞生１００周年之际，她亲自撰写了《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一文，这是冰心老人首次向国内广大读者公开谈论胡适的文章。她说：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
七十年前一幕幕情景的再现，开阔了她回忆的视野，挖掘了埋藏多年的心中记忆，她情不自禁地说：
１９２８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 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 兄做过“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愈使冰心老人感激的是，胡适生前还曾对她的作品作过中肯的评价。
胡适说：“（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柢，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不难看出，胡适生前对冰心的作品是认真阅读过的，这样的评论是言之中的的。
１９９２年她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发表《我与古典文学》，谈她如何喜爱古典文学，以及对她创作上的影响。她说：
我从五岁会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地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到以后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练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韵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
用这段话来作为胡适对她这一方面评论的注脚，无疑是恰如其分的，有力地说明了他们之间在审美倾向上的共识。难怪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谈到现代作家作品时，把胡适、冰心等人列为同派作家，说他们都是“很像（明末）公安派的”，具有“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的特点。
并非无故的“偏爱”
历史表明，谢婉莹还未以“冰心”为笔名发表文艺作品之时，她就是北京高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不止一次地在颇有声望的《晨报》上发表时评文章。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她才以“冰心”作为笔名在《晨报》上连载了小说《两个家庭》。从此她在文艺创作上，即一发而不可收，犹如化冻的春水，潺潺而流，畅行无阻。
最为显豁的是，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特刊上，第一篇登载了胡适祝贺诗篇《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第二篇即是冰心所写的《晨报……学生……劳动者》，第三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第四篇是启明即周作人翻译的《圣处女的花园》。当时冰心的文章列于胡适诗篇之下，排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之上。不要说是胡适，即使一般读者也会给予特别的注意。
当时冰心还不满２０岁，是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的文书，又以协和女大代表的身分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工作。后来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她改读中文系，又被推选担任燕大学生会的宣传股长，由于经常邀请学者名流到学校作讲演，势必与他们有着广泛的接触。何况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更为胡适所关注。加上当时燕大的教师，多数都与胡适有过交往。因此胡适即使对她刮目相待，也是合乎“爱屋及乌”的情理之中事实上，当时冰心自己，既是北京高校女学生中的精英，又是众目睽睽的文坛新秀、燕大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她获得胡适的青睐是必然的！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５日“胡适的日记” 中是这样记载的：
三点半，到协和女子大学讲演，题为《什么是文学》略如我答玄同信里的话。是日见着协和的学生谢婉莹女士，她是很能做文章的，曾有好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署名“ 心”。她是福建人。
从这则“日记”中可看出，胡适对冰心是有较深了解的，如为一般人所疏忽的“”字，他都注意到了。因为冰心亲自署名，一贯是沿用旧写，从不以通用“冰”字表示。如果不是细心地看过她的文章，他不仅不会那么书写她的名字，也不会对她作出那样高的评价。
从这则“日记”里，我们还可推测到，冰心早期的文艺创作，在不同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过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她 亲自聆听过胡适所作的《什么是文学》的讲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她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当时她很注意“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并把它加以“研究欣赏”。因此，她在创作上受过胡适思想的影响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的确如此，就以笔名冰心发表在《晨报》上（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日）的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而言，如果与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７日）上的短篇小说《一个问题》相比较，就可发现这一先一后的两篇小说，无论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是多么的相似。所以严格地说，“五四”时期“问题小说”最早的创始者应该说是胡适。因为他不仅是最早进行“问题小说”的创作尝试，而且是最早从理论上去阐述改良社会的第一步必须是从“研究问题”下手。用他的话来说是：“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当时冰心及其他作家所写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或“问题戏剧”，正是从这种改良社会、挽救国家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去构思作品的。
我们还发现，“五四”时期胡适对文学上的其他一些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同样地给予冰心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当时所说的一些话，直至５０年代仍为她所重复着。
１９１８年胡适发表的《论短篇小说》一文，对短篇小说是这样界说的：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１９５７年冰心发表的《试谈短篇小说》一文，她对短篇小说的界说，也是这样说明的：
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采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彗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
他们对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也可谓所见略同，不存歧异。
１９１８年９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曾对中西悲剧观念作了比较。他说：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 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 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 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 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 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