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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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老人在《‘孝’字怎么写》这篇文章中，不仅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孝道”，而且特别引用了《孝经·谏诤章》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她说：“翻了《孝经》，看到了《谏诤章》，我心里廓然开朗，特此恭录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重复一句，极言其不可也， 冰心注）。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 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最后她说：“抄完了这一段，我真是‘心悦诚服’了。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也！” 　　

　　对此，我们查阅了胡适生前的言行录，竟发现胡适对《谏诤章》这段话也是极为信服，视之为治国安邦的良策，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引用阐述，惟恐世人所不知： 　　

　　⑴　１９３３年４月间，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函邀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婉言谢绝。他在信中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想先生定能鉴谅此意。” 　　

　　⑵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胡适给陶希圣的信中说：“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爱国之心，由此可见这就是他呼吁国人要深自反省的初衷，也是他之所以甘当诤臣诤友、主张敢于说真话的真谛。 　　

　　⑶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８日，胡适从美返台，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与副总统。中外新闻记者采访他。当时记者是这 么记录的：“他说他过去办杂志、办报纸，对政治有意见，即直言无隐。他愿意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他说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气质，从未改变。” 　　

　　⑷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台北《新生报》记者就当时蒋介石婉辞祝寿与“如何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一事，请胡适发表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一段话就是直接标明是《孝经·谏诤章》。

　　胡适说，听说自由中国近年来有倾向旧文化的趋势，有人主张读经，有人反对在考试时用钢笔。对这种倾向，他表示惋惜。不过他认为有几句经书不可不读，譬如《孝经》中载：“天子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这一段里有一句话：“故当不义则诤之。”就是中国言论自由最古的经典根据。胡先生认为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诺诺的“是是是先生”（Yes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可以看出，胡适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对《孝经·谏诤章》作了深入浅出的诠释，充分地表现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对言论自由的执著追求，其实质正如胡适自己所表白的，那是“因为爱国太深”的缘故所以即使他遭到不应有的误解或围攻，他仍一如既往，处之泰然。

　　　　（摘自《传记文学》第６期第６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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