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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内容分析,
《荆轲刺秦王》是节选自《战国策·燕刺》中的一篇深受人们喜爱的名篇。本文反映的事件是重大的，文字十分精炼生动，情节发展波澜有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本文通过记叙荆轲刺秦王的始末，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与燕国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强秦同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本文从荆轲将入秦作准备工作写起，接着写他在太子丹的催促下启程赴秦，及至到秦国后巧用“打开关节”的办法“拜见”秦王，最后记叙了刺秦王的壮烈举动及其惊心动魄的场面。对这一复杂的事件，作者不但写得精彩、生动，而且文字十分洗练，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尤其着力刻画了荆轲这一侠士形象，对这一形象作者持敬仰、歌颂的态度：他反抗强暴、有胆有识、大智大勇、视死如归，是一个英雄形象。
作者一直把荆轲这一形象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使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文章开头，仅寥寥几笔，便交代了秦国已经“破赵”并“虏赵王，尽收其地”，而且“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这说明燕国已危在旦夕。在如此急迫的形势下，燕太子丹必须选用最理想的人来解决这最急难的问题，他选定了荆轲，并向他求教对策，这说明荆轲这一人物不同凡响。事实完全证明了荆轲非但是个“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而且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很勇敢果断，思想深邃，计划周密，深谋远虑，他决不以“匹夫之勇”贸然闯入“不测之强秦”，而是事先提出“行而无信，秦未可亲”的关键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要投秦之所好──即使秦得到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肥沃的地方督亢的地图，而燕太子丹从人情考虑不能接受以樊将军头颅作信物这一建议。在这一内部次要矛盾中，荆轲从大局出发，私自会见了樊於期。他的勇敢果决，城府之深，擅于辞令，在这对话中都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他先向樊将军报告了秦国对他及其父母宗族的惨无人道：“父母宗族，皆为戮没”，“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这激起了樊将军对秦王的刻骨仇恨。他仰天太息流涕”而又苦于无法报仇雪恨。在这火候中，荆轲提出了“一举两得”的办法，樊将军急不可待地上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才乘势说出：“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并生动地叙述了如何刺杀秦王的打算，紧接着发问：“将军岂有意乎？”樊将军立即“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于是自刎。对于樊将军的自刎，太子丹十分悲痛，但为完成刺秦王的重大使命，所以又从人力和物力方面为荆轲赴秦作了准备。文章写到此处按常情荆轲应立即去秦完成使命了，但却“顷之未发”，这里不但情节曲折，而且主要是为了表现荆轲的计划周密，“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秦武阳作为他的助手，他或许认为人力单薄，或许担心秦武阳有勇无谋，因之在等待一个自己了解的朋友，共同完成使命。而太子丹心急如焚，“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甚至想“先遣秦武阳”。荆轲虽与太子再次产生矛盾，但他忠诚大度，虽然心情沉重，但仍“就车而去”，为太子丹赴秦完成大业。至秦后，表现荆轲智慧超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使之替他在秦王面前美言，而达到“秦王闻之，大喜”、“见燕使者咸阳宫”的效果。表现荆轲勇敢、机智的另一件事是：当“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时，他突然“色变振恐”。他的这一表现立刻引起“群臣怪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紧张的场面啊！而荆轲应付自如，镇静机敏，他“顾笑武阳”，似乎在安慰和鼓励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不必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另外，一面又替武阳向秦王道歉：“他因为是个粗俗之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他些。”这一席话，既替武阳的异常举动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也抬高了秦王的身份，秦王因此消除了对燕国使者的怀疑。
文章自“图穷而匕首见”开始，正面展开了秦王及其群臣与荆轲的尖锐矛盾。荆轲的勇武刚毅、重义轻生、威武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生擒秦王，他“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使毫无准备的秦王大惊失色，荆轲进一步追得他“还柱而走”，群臣及侍卫都帮不上秦王的忙，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秦王威信扫地，而荆轲气吞山河。如果情节就此直线发展下去，荆轲便会生擒秦王，回报太子，出色地完成使命。但至此情节又一跌宕，秦王侍医夏无且的出现，使事情朝相反方向发展。侍医以“药囊提轲”，使秦王得到缓机，在一片“王负剑”声中，秦王击伤荆轲，并“断其左股”。此刻壮士仍坚持斗争，“引其匕首提秦王”，在受八处剑伤的情况下，荆轲傲视敌方，笑骂他们，显示了英雄本色。荆轲被斩后，秦王“目眩良久”的表现，从反面衬托出荆轲的行动之壮烈。作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传神之笔刻画自己所敬仰的英雄形象的。
对于荆轲刺秦王的举动，历来是毁誉参半的。当强秦吞并六国，惨无人道之际，六国志士反抗暴秦，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意义的。因此，荆轲刺秦王这一举动，是不能予以否定的。但是，他的行刺手段，他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言行，特别是在统一趋势下，还是有着一定局限性的。
其他次要人物，作者也塑造得十分生动形象，太子丹，樊於期、秦武阳、蒙嘉以及秦王群臣等都是如此。
文章开端，突出燕秦势不两立的紧迫形势。太子丹之于秦王，有“见陵之怨”，而秦兵临易水，弱小的燕国十分危殆。加上秦国大将樊于期的“亡秦之燕”，更加剧了燕秦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太子丹向鞠武求对策。鞠主张不“批其逆鳞”，要“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都被否定。太子丹明知燕秦力量悬殊，但又不甘屈服，必欲力求对策。为此，才有鞠武的推荐田光。
太子见田光，“跪而逢迎，却行为导，跪而拂席”，“避席而请”，用此种种表现，特殊礼遇贤者，泻染太子的报仇情切。可是田光非“盛壮之时”，“精己消亡”，又转而推荐荆轲。太子丹嘱他不要泄露机密，田光“俛而笑曰：‘诺’”。这笑中有不负重托以身报国的许诺，与后来的“自刭而死”相呼应。田光于生命火花短暂闪烁之中，告诉读者，他是一个重然诺，爱国家的忠厚长者，要用自己的死来激励荆轲。
太子丹见荆轲，一段长的谈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秦贪得无厌，步步紧逼；二是为此采取或生劫或刺杀的两种对策。荆轲许诺后，“恣荆轲所欲”，此时秦兵压境，荆轲未行，原来要取樊将军头作信物。文章至此，掀起又一波澜。
荆轲说樊于期，首先挑起樊内心仇恨，再指出已处绝境，最后提出献首刺秦的计划。这里，荆轲沉着精细，善于体察对方情绪，了解对方心理，指出报旧仇、雪耻辱的途径。
这段对话，在说明荆轲智慧特征的同时，又突出了樊于期的形象：“吾每念，常痛于骨髓”声泪俱下；“此臣日夜切齿拊心”，痛恨仇雔，愿意赴死。加上“偏袒扼腕”的描写，更加突出其来自心底的愤恨和怨怒，于是自刎，便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了。
已得信物，且有准备，太子的促行，与荆轲的“待吾客与俱”，形成矛盾。荆轲的缺乏助手，应是刺秦的不利因素之一。
易水送别，是刺秦的前奏，是一曲悲壮的颂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他们用凄厉的歌声，唱出生离死别的苦情。送行人们，垂泪涕泣，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赞歌，瞋目发指，满怀仇恨；从容赴死，慷慨悲壮。这是在感情极为复杂的颂歌中突出荆轲的形象。读后，萦回于心，响亮于耳，浮现于目，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
荆轲贿赂蒙嘉，得见秦王，深思熟虑，计划周密。咸阳宫中，“秦武阳色变振恐”，更加衬出“荆轲顾笑武阳”的从容沉着。“图穷而匕首见”以后，极力铺写秦王的窘迫惶恐，狼狈不堪。如：“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秦王环柱而走”，“秦王目眩良久”。而主动出击的荆轲，却是把袖持刃，逐赶秦王。左股被斩断，“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重创之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最后壮烈牺牲，无比英勇。秦庭的这一场生死搏斗，形成故事高潮。
荆轲的性格，是在情节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取樊于期头，触动樊的怨愤，可见荆轲的“深沉”；易水告别，送行者的高歌，可见荆轲的“激昂慷慨”；咸阳宫中，秦王的惶恐狼狈，更衬出荆轲的“英勇壮烈”。文章对这几个主要环节的描写，笔触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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