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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之于国也》所体现的孟子的论辩技巧

11-01 11:48:31 | 浏览次数: 22918 次 | 栏目:高二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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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凯瑞       孟子直言不讳,放语不惮,什么事都敢议,什么人都敢言。

  孟子善辩,他能在复杂的论辩中,纵横捭阖,往往置对手于理屈辞穷之境,而自己则始终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游说充满了严密的逻辑性;另一方更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可以说,在孟的子身上,最为充分地展示了战国时期文士那种特有的奋发进取的精神。

  《寡人之于国也》记载的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对话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为对国家的治理已十分“尽心”,他的“尽心”,具体表现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尽管邻国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梁惠王是有野心的,他所采取的“移民移粟”的措施,是渴望能借此增加兵员,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实施其问鼎于天下的政治目的。

  孟子深谙其人,“王好战”的快人快语,一下就点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揭露出他所谓的“移民移粟”的虚假性。“请以战喻”,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战事设喻。显然,孟子所设的“以五十步笑百步”故事之喻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是孟子有意设置的一个圈套,诱使梁惠王不自觉地钻进去,从而以子之矛攻之盾,而且还寄托了特殊的寓意。那就是梁惠王所谓的“尽心”与“邻国之政”的不“用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和数目上的不同而已。这也就暗示了“民不加多”的根本原因。“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就是一种必然了。那么,如何才能使“民加多”呢?孟子便牵着梁惠王的“牛鼻子”,顺着自己思维的轨迹,一路走得快步如风。

  说起“王道”,论及“仁政”,孟子更是游刃有余。

  先说“王道之始”,那就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两极,也就是“生”和“死”了。能使生的人无憾,活出生命的滋味;能使死的人也无憾,死得其所,这无疑是站在对人终极关怀的高度,充分显示了孟子思想内核的人文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阐述“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具体措施时,提出了三个要点。如果说第一个要点“不违农时”是对人本身的关注的话,那就是希望统治者不要因满足一己之欲念,而不管是在播种的清明、谷雨,还是在收割的立秋、处暑,一律肆意地滥用民力。那么第二、三个要点“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是对人们生态环境的关注了:任性地滥捕乱猎,随意地滥砍乱伐,都将直接地影响人的“生”和“死”的质量。

  再说王道之成:“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衣帛食肉”,在兵连祸结的战国时期,那可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孟子不遗余力地描绘着这种梦幻变为现实的可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当“养民”在物质上有了比较充分的保障时,还得在精神上教化民众,而“教民”的途径,就是“谨庠序之教”,借此“申之以教悌之道”,来达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样一个溢满人文关怀的境界。

  孟子层层铺叙,其理想世界被他渲染得有声有色,他为梁惠王展示了一幅极为美好的前景:“不王者,未之有也。”

  当梁惠王全然浸沉在诱人垂涎的梦幻里,彻底地成了孟子思想的俘虏时,孟子并未忘记最后的顺刺一枪,那就是现实中令人发指的虐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针对统治者将这样现状的造成全然归罪于年成的推诿,孟子更是一针见血──“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反问,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正是因为孟子怀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对人对物的人文关怀的胸襟,孟子才不囿于儒家学派谦谦君子风范的约束,而兼采纵横家雄辩滔滔的语势,将自己仁政的主张、民贵君轻的思想,兜售得外圆内方、绵里藏针。虽说这样的思想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争功求利的紧迫需求,甚而被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但将其置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思想却充满着一种魅力,而思想魅力是不灭的,是最为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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