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很明显，李白的悲剧精神更倾向于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模式（近似于所谓西方悲剧精神），与庄子、屈原以至魏晋名士的悲剧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价值。他自视极高，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说自己“出则以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在《玉壶吟》中说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陆时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随后给裴长史的信中也是软中有硬，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民间传说他腰间有傲骨，不能弯腰，正说出他性格上的特点。他在《古风》第三十六首里说道：“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在《鞠歌行》里说：“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都透露出他在安陆时期处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东鲁。天宝初，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很快又遭受谗言，被赐金放还。这也说明了李白个性太强，不愿屈从于权贵，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宁愿保持人格独立，而不愿为富贵妥协于统治集团。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样混迹消融于官场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律的，一切从自己的性格出发，重视个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纵使碰壁，也不回头。他不太重视人际关系，不及时调整与适应周围的人与环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此他终生都没能与“谗”字脱离干系。他这种自律性行为与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律式行为不同。裴斐先生认为“从言行所显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却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个性论》，《中国李白研究》１９９０集·上）所言极是。
其次，在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选择上，李白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是大济天下，当功成名就后，就回归自然，作个隐者。他要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他所欣赏与效仿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苏秦、张仪、郦生、韩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个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苏秦、张仪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视王侯，戏万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在个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追求自由自在，与儒家的道德规范甚有距离，全然没有庄重谨慎的大臣模样，所以玄宗认为他“非廊庙器”。李白自己也认为“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清人应时在《李诗纬》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称之曰‘狂’。孔子曰：‘狂者进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岂孔子所谓‘狂者’与？”即认为李白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进取的狂者，这正说出李白与儒家思想的分别处。李白诗中在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后，总要说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实际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长，精神的独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游天姥吟留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与陶渊明一样，当建功立业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时，他选择了后者。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家、神仙家、任侠、纵横家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都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尘世却同罗网难以挣脱，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剧。
当然，各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只是外在条件，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对他产生影响还在于他本身有与这些思想契合之处，有利于其生根成长的土壤，这就李白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精神气质，亦即人们常说的“天赋”。
第三，从感情自觉与理性自觉的区别上来说，李白明显属于前者。他是位诗人而不是哲学家或政治家。他的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而非理念出发。他待诏翰林时对朝政腐败的认识，出京后对动乱的预感都充分证明了这点。虽然他也曾在诗赋里描绘过自己的“理想社会”，但都很虚无飘渺，且是“老生常谈”，是认不得真的。我们据此划定他属儒家还是道家，未免迂腐了点。裴斐先生说李白“别说思想体系，就连明确的政治主张亦未必有啊！李白是最纯粹的诗人气质，擅长不在思辨而在直感”（《李白个性论》），可谓知言。即使与同时代同是诗人的杜甫相比，李白也自有其特点。杜甫是“每饭不忘君”，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无不以此为中心，而李白虽然也要大济天下，但与玄宗不合时，便满腹牢骚而去。他一会儿仙，一会儿侠，追求个性的自由，摆脱任何羁绊，以致后世论家认为他没有华夏文人作风，而迹近胡人。
四
李白在当时就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看待的。杜甫《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对他才大不用四处飘泊的生活深为惋惜。《梦李白二首》里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天末怀李白》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见》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不仅与李白友情深厚，且他自己也流落不偶，故同病相怜，在慨叹李白的悲剧时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后世仍然有人能深刻理解李白的悲剧，如白居易云“浮世谪仙悲”（《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李白的悲剧认识逐渐淡化，而是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欣赏他的傲骨及独特个性上，把他视为反抗黑暗、蔑视权贵的一面旗帜。晚唐皮日休便云：“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七爱诗·李翰林》）。宋代李纲云：“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明方孝孺云：“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值得注意的是，后人还给李白附会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如李白采石捉月，骑鲸上天等，甚至说他“眼识郭汾阳”（舒逊《李谪仙》），尽管他与郭子仪并无往来。这样，李白热心仕进，曲折坎坷的身世经历被掩盖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位傲视尘寰清高绝俗的诗仙形象。后代人们对李白形象的这种改塑，原因何在？这当然不是简单几句就解说清楚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社会心理的需要。人们需要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个性特出的，而又才华横溢，人人敬服的诗人作为自己精神的偶象。从孟子开始，士人们就幻想着能与君保持一种平等关系，保持自己个性的尊严与自由，出处自如，而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比较起来，李白能从布衣待诏翰林，受到皇帝礼遇，而又视权贵如草芥，实在是绝无仅有，因此，他便自然成为一位传奇人物，成为一种楷模，成为与权贵对抗的一种精神力量。于是他豪的一面，仙的一面便被强调夸大，他的悲剧的一面便渐渐被忽略不计。他感情汹涌奔放不羁的诗歌成为失意文人宣泄情感的媒体，人们从他对权贵的指斥冷讽中感到扬眉吐气。正如鲁迅认为陶渊明在后人心中飘逸得太久了那样，李白在历代人们的心中也飘逸得太久了。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李白的悲剧一生，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诗歌，也有利于对盛唐气象真相的认识，更有利于对封建时代诗人命运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即便如盛唐这样花团锦簇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命运竟是如此悲惨，而为我们文学史增添光彩的却正是这些悲剧性人物，而非那些志得意满，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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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参见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等书。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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