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译巨匠傅雷的愤然辞世，乃是在１９６６年的一个孟秋之夜。９月２日的夜晚或３日的凌晨，５８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
没有谁会注意到这样一条消息。在一个恐惧四布、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神情傲岸的片区警察经过匆匆的讯问就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拉倒，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
几乎所有傅的亲属、朋友都痛悼了傅的英年早逝，谴责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仿佛最后的几年不过是死神在挑选吉日。
１９５７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１９５８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１９６６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１９５７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
而现在，这只昂首天外的天鹅终于等到了上路的机会。经过从这年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和有毒鸩的药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协。
二
就这样，当第二天上午，女佣周菊娣按时起床准备为他打扫卧房的时候，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译匠没有起床。他已经永远地睡了。
又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户籍警察左安民闻讯赶来，发现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５５．２９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６０６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３７０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５３．３０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它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种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拨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
这和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同，这个同样是饮鸩而死的雅典人是至死都相信自己的无辜，而恰好是这“无辜”，鼓舞了他赴死的勇气。他坚信神明让他现在死去，不但避免了因年老带来的痛苦，而且雅典会因错勘贤愚而遭到永恒的报复。“如果我不义地死去，这乃是那些不义地处死我的人的耻辱，因为，不义既是可耻的，不义地做任何事岂不都是可耻的吗？……我看，后人对前人的看法，是随着他们生前受不义的待遇或者行不义的事而不同的”⑴这个杀气腾腾的预言在后来得到验证，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而苏氏本人的道德学问却没有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讼中贬值。
但傅雷有什么呢？难道他比这个雅典人更相信神所赋予的“永恒的正义”吗？“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对杀死他的权力以及代表这种权力的暴政并没有深刻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这个问题不妨容后商议。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从完全不同的信仰背景里生长出来的智者，面对死亡却显示了惊人相似的冷静：据柏拉图回忆，苏在众多弟子肝肠欲断的哭泣声中兴致勃勃地接过了盛有毒鸩的酒杯，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慌乱和忧惧。当无情的毒药发作到腰部时，他掀开了脸上的白布，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傅就是苏格拉底在远东的忠实兄弟，他在遗嘱中事无巨细的钱款处理，不妨看作是对“苏式死法”的下意识摹拟。
除了在信仰观念上的先天差异外，傅与苏还有一点真正的不同。有资料显示，苏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那个著名的悍妇还领着孩子到监狱里大闹了一场，而傅却至死都沉浸在神赐的幸福之爱里。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她，我原谅他。”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追随，这种对真理、正义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现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权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女性”，张牙舞爪的“女强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她把东方女性的温存与高贵，坚定与自信，仁爱和牺牲发挥到了令上帝也为之落泪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