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上述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也是刘绍棠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乡土色彩。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使得文学更强调个性。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情节会增强作品民族气息，增添亲切可信感。刘绍棠作品，充斥其中的蒲篱苇舍、瓜田绿柳、水气花香的运河图景，尤其是紧紧与人物行动个性，与作品主题、矛盾融汇在一起的风俗画──诸如何满子偷瓜，柳叶梢开园，别有风味的“榆钱饭”，奇特神秘的放鹰船以及运河当午，裸体纤夫，芦港薄暮，穷家浴女，最给我们这种留连于民族习俗的瑰丽殿堂的无限魅力。大凡伟大的民族作家其作品都少不了鲜明的地方色彩。甚至异国风情，异域色彩，反而更引起不熟悉彼地彼情的读者的注意。正如鲁迅说过的，现在的作品，越具有地方色彩，越能够打到世界去。于是，一类“极致”的作品就产生了，把地方乡土色彩强调成文学的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刘绍棠就是当今突出一例。其浓郁乡土特色是作为它独具内涵的民族特色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起构成其独特风格的。甚至，“乡土特色”的成熟是其风格形成的最后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蒲柳人家》之前，作家重返文坛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众口交誉的《芳草满天涯》，就以主人公碧桃用少女的乳房哺育“叛国犯”的遗孤小沉香等动人之幕大量闪现了后来风格的种种特色。然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品不是它，其主要原因就是远没有《蒲柳人家》那样，形成贯穿始终的，紧紧与性格、主题交融在一起的大量乡土风俗，风景画。所以，作家后来出现的文学主张要叫“乡土文学”理论；其一切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的观点要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就不无道理了。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试图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风格的一些内在要素的形成原因。现在，我们有了“乡土”这一条，就比较好从具体的创作道路，看看这一独创性的造因了。在这方面，刘绍棠提出了“一口井”创作观。这口井，主要是指生他育他的“乡土”──儒林村。作家说：“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写这些小说，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深井’”，“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泉源不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观点，刘绍棠是作为其“乡土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到的。“一口井”当然是相对的，多少有点夸张意味的比喻说法。但其创作源泉囿于一点，创作路子着眼于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正是这一封闭于乡土，造成了刘绍棠的高度独创。
儒林村位于古运河岸边，天子脚下；积燕赵古风，开风气之先，得田园秀色。义和团的呐喊，革命战争的炮火，京东大鼓的说书乃至南来北往的船夫曲都熏陶着这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形成了其民族传统的丰富深厚和水乡特色的浓郁。刘绍棠１９５７年遭难返乡后，一直处于父老乡亲的保护之下，没有遭受一句恶言恶语，此“得天独厚”，就是见其伟大民族美德的光华。就在这个“运河明珠”之村，作家度过了他生活、包括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加上他有意识的在“一口井”中挖掘，这造成了他在创作追求上的一致性，连贯性，重复性和稳固性，因而先于许多同辈作家形成了他的强烈民族特色的作品风格。这几年，刘绍棠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四十来部中、短篇，三百多万字的乡土篇章接踵问世，而且还以六十多篇短论散文阐述着他颇有体系、特色的“乡土文学”理论。这种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情况，就是他“一口井”文学活动的实迹。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８４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