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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论战》新论,
浙江省杭州十三中学教育集团 徐社东 如何用怀疑的精神来对待一个文本？
这里以《曹刿论战》为例子来谈。
按照传统的分析，首先就把《曹刿论战》确定为是记载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是不够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误导。这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学习“限定”，不利于学生对文本潜在价值进行多向挖掘。在教学开始，就对文本进行定性，这是对文本原初价值的伤害。这里谈的不是这个判断的正误问题，而是对待文本的科学态度问题。关于传统经典本文，许多既有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导向国家和政治的，什么小国如何打败大国、政治上如何取信于民等等，这种理解当然是成立的。《曹刿论战》这个文本可以给后来的帝王读，教导他们如何管理国家、打好仗。（中国传统文化总在这里有过多的纠结，古代的文化表述总有为帝王服务的抱负，文人想着上面，想着讨好上面，这几乎变成文人的血脉一直流淌下来。）但是现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文化已经不再为统治者及他周围的一部分人所独专，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历史文献急需重读，需要解读出新义来。
语文教学也有必要来一次“矫正”，让文本重新回到它的自然属性上来，回到它的中性的位置上来，以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意义。当然，这里的意义，已经不是它的本意，而是它的“使用价值”义，是能指。有人会指责说，《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就是说大事的啊。是的，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左传》全称为《左氏春秋传》，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是阐发或解释史书《春秋》的。也就是说，我们学的《曹刿论战》是左丘明加工、发挥出来的作品。他在用史实阐述《春秋》经义，他在详述，他在故事化，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再现历史。他对历史的表述尚且如此具有主观性，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历史文本的主观色彩。大家都知道，《曹刿论战》所记之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确实是大事，不过只有一句。到了《左传》里，就敷衍成了一个有情节有人物的故事。这正是文学和历史的区别。
在今天，从学生学习《曹刿论战》的意义和本则材料的价值上来看，《曹刿论战》的教学，可以定位到“论”这个字上来，定位到曹刿这个人身上来，定位到曹刿这个人的胆略、智慧和能耐上来。当然，这也并非强求一律，教学者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个文本的理解，各得其所。重要的是，在课堂上，教师不应该把某一种“主导的理解”说得言之凿凿，并强求学生认同。这样做，是犯了正确观念强迫症。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语文教师，应该把一个文本变成一个蓬松的结构，变成一个可以渗透的结构，变成一个学生可以进行思维泻入的结构，他不进行知识殖民，他会呈现，而把取舍权给学生，他不把自己的思想或观点强加给人。
教学过程中，应该培养学生对文本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求知的精神。怀疑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它可能会导向学生对文本有自我见解，并让文本这个客观之物在他们那里能够“产生”出新的意义。日后如果学生能形成自己对待文化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科学的历史观，这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素质，这远甚于忠实、准确地接受别人的见解，这比黄金还重要。
《左传》长于记事的特点，在《曹刿论战》里并没有典型地反映出来。这篇课文虽然也记事了，但它只起了一个外框的作用。里面倒是写活了曹刿和鲁庄公两个人，对话也很精彩，还有论理性，特征都很鲜明。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课文可以解读为是关于曹刿个人的，这种解读将不同于以往。这里根据我的理解，做一个个人化的阐释。一般的分析，都不大重视曹刿请见前其乡人说的那句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其实，这是这个文本的发端，它可能蕴涵着作者“制作”这个文本的主观意图。这也是曹刿这次主动去显露锋芒的中国。曹刿是一个有自信、有智识的人，他认为肉食者鄙陋，认为他们没有见识，不能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于是，他去了朝廷，去了以后，就英气勃发，单刀直入地敢问鲁庄公：“何以战？”
接下来的对话，鲁庄公都处在回答的地位上，而曹刿奇怪地处在主动的、决定性的地位上。文本中，鲁庄公处于非常不合常理的被动地位，这可能与民间记史有关。宫廷史官记史绝对不会这样。当然，也可能与春秋时期君权不如后来那么威重有关。我们不知道曹刿在鲁国的实际地位，也缺少相关的历史资料，但我们知道是这个“文本”的制作者把他放在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历史的真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无从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文本”的真实情状如此，而历史的真实情状未必如此。这里的怀疑，轻而易举地就穿透了文本，并可以得出结论：《曹刿论战》不是信史。这样，文本的文化镜像特性，就在这里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来了。
文本不是一个致密的不能被穿透的物质。语文教学对待文本的太过于忠厚的态度，是不符合当代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应该知道，文本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以及生活的真实，是两码事。厘清这一点，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本所呈现的，是与真实平行的另一个现实，是文化现实，是镜像。
有人可能要站出来责问：我们语文教学就是要操作文本，你“穿透”了文本，那我们站在哪里教学？是站在广阔的人文领域，还是站在坚实的大地？
我说，不，我们就在文本里面教学，但我们要聪明地知道文本是文本制作者的主观表达。人文学科，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主观性，只不过后来我们在文本里看出了客观，不过这一切都打了折扣，或做了处理。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许多经典篇目，都来自于历史巨著，其文笔优美，对话精彩，形象丰满，细节生动，它们文史不分，实在难以剖分，《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战国策》是散文，历史和文学在这里交尾，暧昧不清。实际上，历史是一门科学学科，重真实，而文学的重要特质是虚构。比如“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这就是一句说明性的科学表述，而《曹刿论战》则是借史议论政治、军事的“文学作品”。
接上前面的课文阐释。曹刿求见鲁庄公，获得信任后，两人就战前的准备开始做探讨。一个国家，要进行一场战争，是一件很大的事，不是可以小觑的，也不是鲁庄公带兵亲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鲁国是一个小国，要想对付艰难时局，国内的准备做得越充分胜筹越大。用这个思想来指导学生回到历史的真实处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课文。面对“何以战？”的疑问，庄公的回答都被曹刿否定。衣服、食物赏赐，是简单的激励士气的办法。祭祀鬼神，古代君主在打仗前都会例行地做一下的。小恩小惠不能普及到民众，百姓不能最大程度地被调动。战争来临前对神的虔敬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神不会赐福给你。此处曹刿所做的可能不是全否定，而是有限度否定。曹刿的意思可能是说“光”靠一点两点是不行的，应把这几者“叠加”起来，激励士兵、求得神灵佑护，再加上战前以实情来处理国内的案件以动员全国的力量，这样去抗敌，鲁国全国的战争动员就做好了。
曹刿把战争变成了政治行为。在战前的运筹上，曹刿的思虑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事实上，只要鲁庄公这么做了，他就能从鲁国人民那里借来神力。到这里为止，曹刿的个人胆略、个人智慧都显露出来了。鲁庄公听从了曹刿的想法，曹刿也成了战争的实际指挥者。
像曹刿这样的智囊人物、谋略人物，是君主的头脑。一个君主，能听从正确的见解，就是一个合格的君主。教参对鲁庄公的评价是不够科学的，说他是个平庸的国君，政治上无能，军事上无知，还说文章把庄公和曹刿作了许多处的对比，庄公愚蠢地“将鼓”、“将逐”，曹刿则回应两个“未可”等，这种认识可以聊备一格，但不要变成常识或通识告知学生。你告知了学生，学生就不再往前走了，不再自我认知了。在人文领域里，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有攻伐和排斥作用的。所有的本文，都应该是可以无尽探求的，文本如果被结论化地讲授了，或结论化地被学生接受了，那这个文本就死了。其实在这里，你说将曹刿和鲁庄公进行了对比，可以，你说鲁庄公从善如流，也可以。
分析的无限膨胀，分析的多样性和多样化，是对一个经典文本的最高尊重。一个真正有意味的文本是不能被盖戳子的，它总有着无限的探讨价值。中学语文教学里，严重地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想给什么都下结论，想把什么都定死。
我们在阅读教学的态度导向中，应该把文本中性化。文本行文中，并没有对鲁庄公使用任何直接的贬语，所以，我们不能大做贬低鲁庄公的讲解。关于历史叙述，若是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判断参与进去，是不恰当的。语文教学不是单纯的文学教学，也不是单纯的历史教学，而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语文教育，真实是历史的标准，文学操持的是美的标准。我们若是想从这个本文这里获得历史的真实，就要拨开一层美学的迷雾。诸如对比、反衬这些手法，就是一种迷雾。在历史叙述面前，这一种手法有着它的不公正性。它表现出了语言的非公正性（不过，这也正是语言的力量之所在，是文学性的重要特征）。手法，有它的强权。文本制作者为了表达某主体（曹刿）的正确，就用别的人（鲁庄公）来反衬主体，把别的降格，把主体抬升。但是，这里是值得怀疑的：左丘明为什么敢用帝王的错误来反衬曹刿的正确？难道因为鲁庄公是小国之君或者鲁庄公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无用国君？我们知道，左丘明在感情上一定是倾向于曹刿的，他尊重曹刿的智谋，不过，他不应该敢明目张胆地说鲁庄公的不是。当然，左丘明作为文化记录者的个人欲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他本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国家的掌管者，所以，他很重智慧，他把曹刿的智慧构织到了君主和国家之上，这跟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智慧化身被赋予最高待遇一样，这是文本制作者的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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