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和“兴”
也许是春，也许是夏，总之是风和日丽的大好时节，有鸟唱和，有水潺湲，既无蒹葭苍苍的空茫，又有美丽窈窕的淑女，不能不叫君子动心，何况那时“君子”一词并无太多道德味道，意思可能和今天所谓“帅哥”、“男子汉”差不多。青春时节，春心萌动，也顺理成章。
两只鸟来得好，一派天然，自然成趣，既活了景致，又应了人心，不知是心因鸟鸣而醒，还是鸟将人心激活，却又早在禅家之前了。
隔叶黄鹂声音好，洲渚之上水鸟合鸣却也为诗艺增添了内容，《毛诗》在《关雎》这里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引得后人多有议论，而尤以“兴”最是聚讼纷纭，钱钟书亦说“兴”之义最难定⑴。
刘勰也许是较早致力于系统研究“比兴”的一个，他在《文心雕龙》中为“比兴”单立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关雎》：“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⑵
从《毛诗序》到《文心雕龙》，再加上许多后继者的努力，人们似乎大多将《关雎》开首八个字归入“兴起”。然而，到底何者为兴，许多年里似乎一直未能讨论出个息讼的说法，直到２０世纪末，仍有文章就这个问题探讨着。
刘勰将“比兴”放到一起，或许是要使难说之物在对比之中有所彰显。他是这样说的：“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⑶
刘勰自己似乎也并没有在“兴”这个问题上得到清晰的认识，所以即使用了对比的方法，仍是有些隔膜。隔多少年，钱钟书对刘勰提出了批评。钱钟书说：“是‘兴’即‘比’，均主‘拟议、‘譬’、‘喻’；‘隐’乎‘显’乎，如五十步之于百步，似未堪别出并立，与‘赋’、‘比’鼎足骖靳也。”钱钟书进而言道：“六义有‘兴’，而毛、郑辈指目之‘兴也’则当别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盖毛、郑所标为‘兴’之篇什泰半与所标为‘比’者无以异尔。”⑷从钱钟书的批评可以看出，关于“兴”的问题，早在提出者那里就似明非明，很有些含混。
钱钟书似乎要扫清障碍，终结这个问题。他引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书》载李仲蒙语：“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此之后钱钟书下四字评语为：“颇具胜义。”钱钟书说：“‘触物’似无心凑合，信手拈起，复随手放下，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非同‘索物’之着意经营，理路顺而词脉贯。”嫌李仲蒙着语太简，钱钟书又取他家之语数则，其中有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之论述：“作诗者多用旧题而自述己意，如乐府家‘饮马长城窟’、‘日出东南隅’之类，非真有取马与日也，特取其章句音节耳。《杨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词》每句皆和竹枝，初不于柳与竹取兴也。《王》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戍甲之势；《郑》国风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赋兄弟之鲜。作者本用此二句以为逐章之引，而说诗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释戍役之情，见兄弟之义，不亦陋乎！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⑸
朱熹的“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钱钟书自然也要拈出来，更摘引《朱子语类》卷八“《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谓“与项氏意同”。但钱钟书也不忘对朱熹提出批评，说他意虽与项氏同，但举例未当。钱钟书说：
倘曰：“如窦玄妻《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则较切矣。徐渭《青藤书屋文集》卷十七《奉师季先生书》：“《诗》之‘兴’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⑹。
为强调徐渭的意思，钱钟书更向前迈进，引乡间儿歌“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和“西报载纽约民众示威大呼”云“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One two three four，／We don't want the war！／Five six seven eight，／We don't want the sfste！），以使“兴”之方法在“赋”、“比”之外更加清晰，更为突显⑺。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在其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对“兴”有通俗晓畅的解释，参考该书，于钱钟书所论似可以有更好的理解。书中说：“‘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书中还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⑻
由此可以看出，《诗经》四始之首之《关雎》开头八个字，是赋，是比，是兴，颇让人困惑。但好处可能也就在这里，似而非似，不似又似，自然造化，一中有多，审美空间无法限量。章培恒、骆玉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说：“‘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赋也好，比也好，兴也好，能为世界增添些好的东西，由此给人带来更多享受和启示，使审美视野更加开阔，总是好事。
然而这又要感谢诗的作者。《毛诗》的功劳是有所发现并提示人们有所注意。发现和提示之后留给后人研究与发展，自己却又离诗而去，关注诗外事务去了。“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如此句子出，汉语独特的平仄偶句就现出端倪，后来的汉赋和格律诗对仗的出现就是自然的。但是，就像“毛诗”想不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类似古希腊谈艺所谓“丫叉句法”一样⑼，“毛诗”的着眼点主要似不在诗艺上，诗歌在“毛诗”这里只是一种手段，是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毛诗》的影响下，古往今来，诗歌往往总是承受着它不能承受之重。
《关雎》和“荇”
有没有荇菜呢？书上说是有的，而且今天仍被许多人食用或药用着。有资料介绍，荇菜，一名凫葵，又名水荷叶、大紫背浮萍、水镜草，龙胆科浅水性植物，茎柔软细长而多分枝，匍匐生长，节上生根，漂浮于水面或生于泥土中，喜光线充足的环境和肥沃的土壤及浅水或不流动的水域，耐寒，也耐热，适应能力极强，极易管理，原产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等地区，如今日本、俄罗斯及伊朗、印度等国也有分布。另据介绍，荇菜性味甘冷，无毒，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有机酸等，嫩叶可食，而且可以消渴利便，捣汁服用可以疗热毒。
有双色插图版《诗经》，书中为荇菜画像。若嫌双色图画不够真实，当今之世，找一张荇菜的照片也不难。找来一看，其叶如莲，有人注《诗经》说荇“多年生水草，夏天开黄色花”，结合图片来看，其言不虚。
《颜氏家训》里有“今荇菜是水有之，黄华似莼”的句子⑽。颜氏时候是水有之，《诗经》时候地广人稀，生态环境应该更好，大地上许多河流都还鲜活，纵黄河似也应比今天清澈许多，汪曾祺考“葵”乃白菜兴起前菜中之王⑾，荇菜虽未必很适合助餐，斯时应该普通常见，虽今日一些人看“荇”字陌生，在当时怕并非雅字雅词，而《诗经？国风》许多篇什，也可能相当于当时一些地方的流行歌曲。
碧水青洲，鸟鸣草绿，其中有青春靓丽的生命，有让人心旌摇曳的爱情，而诗作又有艺术审美的“空筐”，可以让人移情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发展变化，不知多少人又可因一首诗而生出更多想法，不知多少人又可向其中寄予精神的投注，这是一首诗的幸运，也是人的幸运。设想，如果一首诗写的只是一个雍容的后妃，落实到某一个祭祀的实处，这首诗也就不再有什么意思，若是逢诗都这样解，天下也不再有诗可读，也不再有人肯去读诗研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