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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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因为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到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怀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童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啊！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着一股“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胡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啊！是多么勇敢啊！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的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

　　　　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的、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３、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

　　　　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童真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真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为成年人的，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它们都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无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作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作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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