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抗抗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５０年７月３日出生于杭州。她家原籍广东新会。关于名字，张抗抗说：“按照我父母后来的解释，‘抗抗’这两个字，不仅因为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也不仅因为我在抗美援朝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希望我因此只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由于我的名字注定要同抵抗、抗御、反抗等相联系，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将会永远不得安宁。”果真如是，抗抗两岁那年，就跟着父母进了审干学习班。爸爸妈妈这对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受到政治上的误解，被迫离开《浙江日报》。她的爸爸，为革命做过多年记者、编辑，不得不改行当了车工、泥水工、搬运工。几十年的逆境，他下气馁，也不向任何人诉苦，这对女儿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张抗抗说，“我从小看到他那种对党、对革命的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常常使我深深感动和难过。这对于我这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女儿来说，不仅在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对我的世界观、意志、道德观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的母亲，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幻想。青年时代曾写过儿童文学作品，１９４８年辑成小册子出版，取名《幼小的灵魂》。这位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由于受到丈夫的株连。也改行当了中学语文教员。在逆境中，她把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抗抗刚会说话就开始背诗，听妈妈讲故事、唱歌。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跟妈妈一起上学校，每天步行，早出晚归，在路上听妈妈讲故事、念诗、学普通话。
妈妈过生日，她写诗送给妈妈，第一句是：“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
大概从那时起，她对文学就发生了兴趣。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妈妈：“你和爸爸常常讲到的‘点心’（典型）为什么不给我吃呢？”妈妈吃惊而又好笑地看着女儿说：“点心（典型）是在书本里的，你长大就可以吃到了。”
十岁那年，她从客人那里得到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每天做的事情记下来，整整记了四大本。
家庭经济不宽裕，母亲不能打扮女儿，平时连冰棍都很少给她买，但女儿的学习用品却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北京、上海来了好剧团，一定要买甲级票，带着女儿去看；回来后，要求女儿复述故事。
西湖的群峰和岩洞给了小抗抗许多美好的幻想。玉泉植物园是他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松软的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便餐，接受爸爸关于草木常识的严格考试，然后给妈妈朗诵一首新准备的将参加电台录音的儿童诗……
每到暑假，母女便去乡下外婆家。那江南水乡的拱形石桥，两岸的桑林，绿色河道两岸开着紫色的小花，游到淘米箩里的小鱼……都使小姑娘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妈妈常从学校借口许多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逊漂流记》，都是小姑娘非常喜爱的书。有一天，她生病在家休息，儿童书都看完了，便从妈妈枕边摸出一本刚出版的《苦菜花》，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她惊奇和神往，她觉得文学家真可爱，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从那以后，她读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书，只要能够弄到的，她几乎全读了。她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年近卫军》、《卓姬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娘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当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帮助人民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去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们学作小医生》。不久，她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来信，叮嘱她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她不仅是抗抗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仍然是她创作的老师。她考进中学以后，又发表了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她较早地开始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
二
１９６３年，张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杭州一中。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此任教，现在校园里还设有鲁迅纪念亭。张抗抗高兴地迈进了这所学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会、学校对她的冷漠：班委委员的“职务”被罢免了；与家庭划清界线这个要求，不断地向她提出，而对她多次的入团申请，却是考验了又考验；政治考试她虽然和同学们的答案完全一样，却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师认为，关于“如何同家庭划清界线”一题，出身不好的学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也过早地成熟起来。当然，那时她还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向“左’倾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她感到幸运的，是她在中学的三年时间，遇到好几位极好的语文教员，使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使她懂得了祖国语言的美，文学遗产的丰富和宝贵。她的作文经常被拿到班上作范文分析，还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看待的‘丑小鸭’，也只有在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至今我还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有文艺汇演，她和同学一起自编小话剧参加演出，像《斗争在继续中》、《地下少先队》等，这些戏都表现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泼的心灵。
她在少女时代，爱好十分广泛。她喜爱朗诵诗、演戏、音乐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她更喜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和苏联的名著。
社会、学校、家庭和书本，不断武装她的头脑。尽管有父母、老师、同学的爱，但现实中许多无法理解的矛盾，使她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
从那时起，文学就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确立将来一定到工农中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她甚至有过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岁，正是她狂热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时候，十年动乱便开始了。报上那些激烈的极左宣传，一个个骇人的浪头，把她卷进旋涡，又一步一步地把她从父母身边卷走。
三
《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开始以后，她躲进阅览室，写出一篇万言的批判文章，题目是《〈火种〉必须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尽管她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她却指责作品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她和当时千千万万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犯了时代的通病，历史的通病。但她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记取当年这个幼稚病。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了当年这个教训，并且说：“今天我回忆这件事，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之后，我才明白当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１９７８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诗人。她把我亲切地介绍给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地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