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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故里在宜丰考探,
公田以资曲蘖。居官八十余日，郡谴督邮至，吏曰：“应束带见之”。公叹曰：“我岂为五斗米折腰
向乡里小儿！”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寻程氏妹丧于武昌，自是居家萧然，与世相违。门
栽五柳，著传吟诗以自况，岁戊申，柴桑县之柴桑里，竟遭回禄之灾，徙南里之南村，即栗里也。
甲寅，有南山旧宅之思（诗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寻遇剧而止（公恐不起，有与俨等疏，
时年五十）。丙辰冬，乃与翟氏携幼子佟还宜丰。聋理南山旧宅而居之。日游秀溪之境，课耕论道。父老喜其复来，名其地曰“故里”。时公去此垂三十年矣。遍访旧游，逝者过半，慨怆不已，每形之于吟咏（俱见等诗）。居凡数年，乡人敬信愈笃。宋高祖武帝永初二年辛酉春，遗佟公于南山，往视子俨于柴桑里。丙寅冬，征为著作郎，托疾不赴。元嘉四年丁卯九月，卒于柴桑里，春秋六十有三。葬德化县楚城乡鹿子坂面阳山之麓。易篑之初，自为祭文挽诗。公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人或有讽之仕者，自以祖父世为晋臣，耻复屈身异代，决志隐逸。义熙以前所作文章，明著晋代年月，永初以后，惟书甲子而已。当时颜延年涞，昭明太子统序传，咸称公高蹈远举，不偶时俗，而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子五，详系内。
此谱把陶渊明父亲误为陶回，陶父实为陶敏。[⑤]前已述。
根据陶氏家谱，参证陶渊明的诗文，按其居住地可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一）始家宜丰，居南山安城村（1-21岁）；（二）居陶家园，南山（园田居）（22-28岁）；（三）29岁（公元393年）起任江州祭酒，辞彭泽令（41岁）；（四）居柴桑南村（42-47岁）；（五）居柴桑上京（48-51岁）；（六）52岁（公元416年）与妻翟氏携幼子佟回宜丰，居故里团（至56岁）；（七）57岁（公元421年）离开故里，居柴桑，直至逝世，享年63（公元427年），归葬宜丰七里山。
（二）曾居柴桑
陶渊明《与王抚军座送客》、《赠羊长史》、《《酬丁柴桑》、《移居》、《与殷晋安别》等诗说明陶渊明曾居住在柴桑，包括南村（南里）、上京。柴桑是个大范围的概念[⑥]，涵盖了如今的九江、星子等县。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桑县”，柴桑实际上是江州、寻阳郡、柴桑县的共同治所。
《酬丁柴桑》诗曰：“匪惟谐也，屡有良游。”陶渊明和柴桑县令丁某有游宴唱和。《移居》诗第一首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与殷晋安别》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
栗里陶村，据说是陶渊明上京故居失火后的迁居之地。
颜延之的《靖节征士诔》中追叙过与陶渊明“结阎邻舍”的深厚情谊。颜延之曾担任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时在义熙十一、二年间，与陶渊明“情款”。
这些都说明陶渊明曾居住在柴桑，柴桑有祖宅。
（三）历史悬案求证
为什么陶渊明没有留下在宜丰的诗文记载？历史也长期没有准确记载？
陶渊明自己写作诗文，任情率真，并不刻意留存。甚至有意隐匿其事。他撰《五柳先生传》以自况，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名字、故里都无意告知别人。
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说明他在20岁左右沉浸在琴与书之中，在29岁前应该还有大量诗文。但是，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陶渊明集》中，却没有一篇诗文写于29岁之前。如胡思敬在《盐乘》中所说：“靖节居宜丰时，年尚少，未知名，地又极偏，即有可传之事，载笔者无从知之。及居浔阳，有王弘、檀道济、颜延之等之好事慕其丰采，隐其身不得隐其名，故史传所载于柴桑匡卢事独详，处址不同，理固然也。”
瑞州知府阮鹿在《靖节祠堂记》中说：“若始隐遗迹，史略而弗传，以致后人信书，浸没其实，反以《图经》置疑。”
民国六年（1912年），著名学者胡思敬撰《盐乘》，卷首“例言”中记：“陶始家宜丰，彭泽解官后，乃居浔阳，其后往来宜丰浔阳之间，幼子佟留义均，为今秀溪陶氏始祖。”卷十四《陶潜列传》叙述甚详。
刘师舜写了《陶渊明的故乡──最初是江西宜丰不是寻阳柴桑》（载《东方杂志》，复刊一卷三期）。
1943年，江西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刘扶青向编委会提交了两份报告，要求将陶渊明籍贯改列宜丰。据其笔录，编纂会议做过决定：“比经公议，请再列传，以备与他县所载者参考。尤烦注意于其所以籍隶宜丰之证据，将来悉注入传后，以待考定何如？”[⑦]但因日寇入侵南昌，通志未果。当时编印的《江西全省历代人物溢号表》上记载：“陶潜，柴桑或作宜丰人，晋，渊明亦字元亮，溢靖节先生。”
宜丰县于1984年成立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2000年成立陶渊明研究会，多方查证，实地考察，其工作已引起海内外许多专家注意。陈怡良的《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在广泛征引资料后说：“综合以上所引，可知陶公故里，初为宜丰义均乡，而后始迁寻阳柴桑，当为可能之事。” 袁行霈也说：“渊明早年或曾在宜丰居住，晚岁复一度携少子佟回宜丰”。
《晋书》为陶潜立传不提籍贯颇值得注意。
尽管元、明、清各朝的国史、地方志、《陶氏族谱》等早有明确记载，但多遭忽视甚至“辨伪”。试问，如此之多明确证据，难道不足以证明陶渊明故里在宜丰吗？如果抱有如渊明一般的“平常心”，应该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陶渊明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谜，随着这些迷团的终究解开，人们对陶渊明的理解必将得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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