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１９３８年８月，只有７人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立起来了。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摄制了一批影片，如《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称《南泥湾》）、《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秧歌运动》、《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等，拍摄出数以万计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照片，巡回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１９１８》、《远东边疆》、《祖国儿女》、《假如明天战争》、《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等十几部苏联早期的优秀故事影片，培训了大批电影业务骨干，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电影事业。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农村，和陕北群众打成一片，在陕北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写出了长诗《青年近卫军》、《吴满有》、《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等。出现了歌剧《白毛女》。出现了《黄河大合唱》。同时，陕北民间艺术也获得了新生。《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南泥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民歌就象长上了翅膀，飞遍了全中国。以《十二把镰刀》为开端，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大秧歌运动轰动了延安，波及到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２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人，到米脂县向唢呐艺人常文青请教，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常文青向他们传授了《将军令》、《大摆队》、《粉红莲》等乐曲。 １９４３年，刘炽、张鲁等人将深沉悲壮的《粉红莲》加工改编成由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１９５６年，刘炽在电影《上甘岭》音乐创作中，再一次将《粉红莲》加工为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追悼哀乐。其后便有了我国通用的《哀乐》。
延安时代，群星灿烂。作家有丁玲、萧军、欧阳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陈明、陈学昭等，诗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严辰、刘御、贺敬之等，音乐家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寒晖等，版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罗工柳等。漫画家华君武。摄影家吴印咸。说唱艺术家韩起祥。考古学家尹达。民歌手李有源、李增正、张天恩等。还有外国文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王安娜、郑律成、爱泼斯坦、卡尔逊、李敦白等。据粗略统计，延安时代，陕北有 ４００００多文人。毛泽东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陕北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建立识字组，开办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不拘形式，扫除文盲。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当时陕北农民学习文化真实的写照。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日子。陕北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复电》精神，“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北的文艺工作者，不敢放弃自已的责任，继续按照毛泽东“５．２３”《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诸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国耀眼夺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黄龙猎鼓》响彻环宇。安塞剪纸、洛川麻绣、延川布堆画、绥德石雕、子长唢呐，还有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象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外游客，使他们流连忘返。
陕北有壶口瀑布、延河、无定河、洛河，陕北有宝塔山、万花山、清凉山、凤凰山、二郎山、红石峡、镇北台、红碱淖，陕北还有黄帝陵、统万城、蕲王庙、蒙恬墓、扶苏墓、香炉寺、白云山，这里的美景美不胜收。陕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创作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300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来到陕北上山下乡，和农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改变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出现了一批知青作家，象梅绍静，象高红十，象叶延滨，象史铁生，象王晓建，等等等等，他（她）们的作品响当当，不乏重量级。
无庸讳言，陕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迄今以来陕北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历史人物、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摄影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电视、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饮食起居、方言俗语、民间美术等诸多内容。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我之所以敢为天下先，努力为之，便是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出现更完善的陕北文化史，泽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