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已经诞生６０周年了。这首唱遍了全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的歌，当年是怎样诞生的呢？歌词作者、诗人光未然和曲作者、音乐家冼星海是怎样共同创作了这首著名大合唱的呢？《黄河大合唱》第一任指挥邬析零同志，是光未然和冼星海的老朋友，是当年参与《黄河大合唱》创作全过程最知情的音乐家，日前《东方》杂志记者李海燕特地登门拜访了老人。
问：您什么时候认识冼星海、光未然的？
答：１９３５年我１５岁，在上海上学。通过一位住我家并在我家包中午饭的地下党员作家的介绍，我参加了上海业余合唱队，演唱抗日曲，１９３６年，冼星海来我们合唱队教唱他写的新歌《救国军歌》，我第一次见到了冼星海。冼星海教唱《救国军歌》后，又教给大家指挥。所以，我生平第一次学指挥，就是跟冼星海学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冼星海交往。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上海沦陷以后，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王莹组织上海救亡演剧二队，１２月到武汉。我们上海业余合唱队的救亡歌咏队也去了武汉。通过在上海相熟的盛家伦、田冲再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多次带田冲和我到几个新成立的救亡歌咏团体，并结识歌咏界负责人士。５月２０日，冼星海又约我和田冲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筹备会工作。
我认识光未然比认识冼星海晚一些。我到政治部第三厅接受改编、集训时，他是教务长，后来知道他是三厅中共特支成员。他向我队同志说明了返回武汉的原因和组编演剧队的意图。光未然找我们每个人谈话。他找我谈话时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参加，还是另有打算。我说，我愿意去鲁艺。我队同志们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到延安去。光未然说，可以请求到西北战区去。那时，西北战区已是抗战前线和敌后，从那里正可以到延安去。三队出发时，光未然同志是以政治部西北战地文化宣传工作视察员、三厅特派员的名义参加三队领导工作的。后来知道，他是我们队党支部书记。出发后，他跟我们队一直在一起。在吕梁根据地辗转期间，我还和他为决死三纵队所属前哨剧团合作写过歌曲《前哨剧团团歌》。
问：《黄河大合唱》的词和曲是哪个先诞生的？您能谈谈他们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吗？
答：先有了光未然的词，然后由冼星海谱的曲。
１９３９年１月，我们抗演三队到了延安。之前，在吕梁山游击根据地，光未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一到延安，他就被直接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
抗演三队在延安的首次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掌声热烈，赞誉频频。光未然作为队里的当家人，这时已经想到告别演出时，用什么更好的节目来回报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真挚关怀，答谢各界人士对我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２月２６日，冼星海去医院看望光未然。这一对在创作上有过沪汉两度合作，彼此心领神会、融洽无间，还曾多年在白区一起战斗过的老朋友，如今重逢在党中央所在地，其兴奋之状、欢愉之情，可想而知。畅谈中，冼星海透露了再度合作的希望，倾吐渴求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５天之后，光未然从医院回到西北旅社，带来了刚刚脱稿的《黄河大合唱》全部歌词。３月１１日晚上，在月光映照下的西北旅社一个宽敞的窑洞里，他为大家朗诵了《黄河大合唱》歌词。那天晚上，冼星海坐在窑洞靠门边的位置上。光未然坐在靠窗户的土炕椅子上。诗人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那几盏油灯的火焰照亮了他手里的词稿。他首先大略说明歌词的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相互不同的８首歌曲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诗朗诵、女声齐唱、男声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大合唱。每首歌前冠有“说白”，它是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结构的歌曲，不禁为之动容。冼星海和我们一样，脸上露出惊喜兴奋之情。
光未然的朗诵是新体诗的朗诵，４００多行的诗句，２５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我们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掌声响彻整个窑洞。掌声中，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仅用了２０天，冼星海的曲子就谱好了。
问：有了光未然的词，冼星海怎么谱的曲呢？
答：３月１１日晚上，冼星海拿走了《黄河大合唱》的词，临行前，他再三叮嘱，尽快去他家详尽介绍渡河实况、壶口壮景和吕梁山根据地的战斗情况。第二天，我就去给冼星海介绍有关过黄河的情况。那天，我们俩谈的时间比较长，至少４个小时以上。交谈的中心话题是我们队在壶口渡河时的所见所闻。一说到渡河时的情景、船夫的紧张劳动、坐船人的心情感受，冼星海总是要我不厌其详地叙述描绘。我是力尽所能，有问必答。当我模仿哼唱船夫号子时，他更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是将４０来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我一个人哼唱怎么能完满表达？于是，我边哼边解释，哼完划桨的，又学掌舵的，学完船夫的，又哼艄公的，哼完紧张的，又学松弛的，有时还得站起来比划动作；正当我忙得身上沁出汗水时，星海忽然好像有所感悟，调过头去，拿起铅笔飒飒地在纸上记下好几个动机音型。
大约３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又到冼星海家，他正坐在小矮凳上，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凑着菜油灯的暗黄亮光谱写《黄河颂》。他兴奋地站起来说：“你来得正好，八个歌子，我已经写好了七个。”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厚厚的用简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总谱稿本对我说：“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冼星海的妻子）帮我划格子以外，我连写带抄一共用４天时间。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谱出了三个，但一个也不满意。今天我写了一整天的《黄河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我在努力摆脱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昆曲里有些旋律带点颂的味道，但不能表现出黄河的伟大战斗气氛。”他把写好的全部曲谱唱了一遍。有时我们俩人合着一起唱。每唱完一段，他将我视为指挥，为我分析歌曲的感情内容，阐述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歌曲演唱处理上的一些注意之点。那一晚我们唱得不少，谈得也不少，我回到西北旅社已经是后半夜了。３月３１日，我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那是用白粉莲纸抄写的，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于１６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个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
问：您是如何排练《黄河大合唱》的？
答：接到清稿之后，从４月１日起，全队立即正式投入紧张的排练。虽然由于合唱队一共只有３０来个人，却认认真真分成了四个声部。平均每天练一首。
其间，４月６日我约请冼星海来旅社审听和指导。他为我示范了《怒吼吧，黄河！》指挥应如何用手势引出声部的交替出现。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指导担任独唱《黄河颂》的田冲：“你的第一句不要唱得太高昂，要把黄河之水从高处引出来，然后经过几个迂回宛转，再一步步高昂到‘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样唱就不平板了。要不然，一开口像个英雄摆着架子唱‘我站在高山之巅’，黄河之水就像在你脚下，那就不是黄河颂，而是高山颂或自我颂了。”
延安当时缺乏西洋乐器，冼星海就仅能找到的乐器写伴奏，提琴、竹笛、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口琴、锣、鼓、拔、竹板、木鱼等共１１种，我队队员全部投入合唱，冼星海动员鲁艺音乐系师生组成乐队协助我们演出。
４月１２日，抗演三队的大部分参加合唱的演员到鲁艺与乐队合乐，算是预演，由我执棒指挥。我队与鲁艺师生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顺利。冼星海检验通过。合乐后在鲁艺操场上合影留念。
问：《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答：４月１３日晚上正式演出《黄河大合唱》。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各界的告别演出。演出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观众在千人以上。那天，担任男声独唱的是田冲，担任朗诵的是光未然，担任女声独唱的是蒋旨暇，担任二重唱的是史鉴和刘晨暄，担任“说白”的是胡丹沸。合唱队全是抗演三队的成员，乐队共有十几个人，全部是鲁艺师生。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抗演三队的同志们掏出了军棉祆里的棉花，就不再显得臃肿，穿着冼得发白的军棉衣外套，戴着在西安时买的翻毛皮军帽，这样的演出服在当时的延安俏得令人羡慕。光未然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蓬，正好盖住他拄着拐杖的受伤的左臂，他激情地挥舞着右臂，向黄河倾诉我们民族的灾难。
我们唱的时候，感情是那么投入，忘记了我们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听众，直到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我们才猛醒过来。
我在台上指挥，背对观众，不知道都有哪些中央首长来了。那时在延安，在大街上都能遇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演出完了也不像现在还有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不过，当时我队有人亲眼看到毛主席来了。坐在观众席上的鲁艺学生胡苏也说毛主席来了，在延安的中央首长都来了。
（摘自《东方》第４、５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