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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武器事业发展纪实,
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它大长了中华儿女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保卫和平的实力！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更像是举起的拳头，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又庄严宣告，早在八十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挺立起来的民族发出的严正声明，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掷地有声的宣言！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这是一支在秘密历程中艰苦跋涉的科技队伍：他们不道索取，只有奉献；他们默默无闻，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有铁脊梁才能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挥舞着核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核武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党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
一九五八年，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她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乳名。
从此，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中物院大门。
早在四十年代就已闻名国外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在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定态度，隐姓埋名十七年，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一生；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为了能回到祖国，在美国求学时从不参加机密工作，回国前一把火烧掉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书稿。这位力学专家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一九五○年初即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此间他还曾作为译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一九五九年奉调到中物院担任技术领导，从此，他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运筹帷幄，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执教。一九六○年中央一声令下，他先是到中物院参加原子弹设计和研究，不久又奉命组建核试验研究基地和队伍；被誉为“娃娃博士”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一九五○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新中国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九五八年最早一批投身原子弹研究的行列。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决定离开北京去青海，参加草原会战。张爱萍将军的动员义气豪迈，改吟唐诗，一句“西出阳关有故人”，全场为之热血沸腾。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情没有一滴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在心头。
在中国奋力攻克原子弹的重要时期，周恩来总理从国情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律出发，亲自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作原则。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
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国外一位华人记者的话概括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中国第一次原子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的中国人眼中，那蘑菇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即将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阶段。
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我最感兴趣的是用战略核武器打现代游击战争。”高瞻远瞩地指明了中国核武器要实现小型、机动的发展目标。他还关切地把时任中物院院长的胡仁宇夫妇请到北戴河疗养。
一九八六年三月，“两弹元勋”邓稼先身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怀着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以超人的意志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动态；分析中国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提出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再加以润笔，报告应送到哪里……当邓稼先颤颤巍巍的手最终在报告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完成了饱含满腔心血的生命绝唱。
正是这一建议，推动了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为确保中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一千余次，而中国只进行了四十五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便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九十年代，江泽民亲临核武器研制基地，对核武器事业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还邀朱光亚、于敏、胡仁宇、钱绍钧、胡思得等科学家在中南海促膝畅谈，商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大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要了。”并反复强调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性，鼓励中物院“发扬两弹精神，再创崭新业绩”。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铁脊梁才能挺立。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曾提到，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腰杆就不会这样硬。
中物院的工作能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立得更加坚强！
“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回忆起当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过程，一位曾亲自参加过那场艰苦卓绝大奋战的老专家激动地说，我们的科研人员，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六十年代，“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砂走石。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这样描写当时试验基地艰苦的条件。“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科技人员常用这些诙谐幽默的语言，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 万名建设大军怀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三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资供应不足。
当时面临的岂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国际形势也日益严峻。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撕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一九六○年撤走所有技术专家，使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调来后，“娃娃博士”邓稼先就带着这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三本书学起。
一九六○年四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正式开始，到年底就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轮廓勾勒出来了。在爆轰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上搞得扎扎实实，即便是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曾放过。当时，中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房间。
计算中，科学家与年轻人平等地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计算结果，查找各种疑点和漏洞。这样的计算、讨论前后进行了九次，历时半年。一九六一年中，请命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一报到就投入了这场讨论，他反复审核计算结果，以深厚的物理功底论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澄清了问题。经过大量细致的计算和深入的物理讨论，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中物院研制原子弹初期广为称道的“九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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