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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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瞿嘉福　李文彬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蔡元培出长北大第六天时所作的一篇演说词，全文只有１５００余字，然而思想深邃，内容宏富，前瞻性强，理论指导价值高，不论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还是字外行边，也闪烁着他教育思想的光芒。九十年过去了，今天读来，尤其是对教育界来说，仍不失为一篇典范文章，忝为２００４年人教版高中第一册新课程教材，实为卓识远见之举。

一、题解

　　蔡元培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清同治六年（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六岁求学，饱读经书，崇拜宋儒，年少通经，翰林出身，留学德法，学贯中西，又能化西融中，博通古今，又善于借古鉴今；亲历满清腐败统治，眼见戊戌变法失败，后组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入辛亥之役，从赞同改良到投身反清；辞官离京归里后，委身教育事业，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监、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阅历丰富，功业显赫，被毛泽东称为：“民族伟人”、“学术领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排在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是中国第五人。

　　北京大学前身系京师大学堂，是戊戌之变的产物，变法失败后，学堂得以保留，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后相继有马相伯、何燏时及胡仁源等接任。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冬，正留法的蔡元培，接到出长北大的来电。此时的校长为吴仁源，有点做不下去，所以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向总统黎元洪说明后，于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６日致电驻法使馆，请“师表群伦，咸深景仰”（范源廉语）的蔡元培出山。蔡元培于１１月８日抵沪，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行使这一职权，广西的马君武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这绝非蔡元培的性格，早在民国元年，就发生过要蔡元培上京去迎接袁世凯这样“倒霉的差使”，他就说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之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决心，更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加上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应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于是北上。１２月２６日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１月４日他就到校视事，并发布就职通告。

　　演说是蔡先生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他的一生演说极多，据马燕编的《蔡元培讲演集》就收集他的演讲词９０篇。而单从他法回国至此短短２个月，就在杭州、绍兴、南京、上海、北京五地讲演了１０场之多，其对象泛及大中专师生及各学会同仁，其内容从欧洲战争之性质、乡土建设之重要、路矿发展之必须，讲到教育事业之对策、男女同校之好处等等，等等。他的演说，不说不要由秘书捉刀代笔，就连文稿也来不及草就，往往是即兴的，全凭作者平时的学识积累和细致的观察思考能力，用蔡先生的话说是：全靠口讲指画来表示，因此自己必须有得于心，才能讲得清楚，才能使听者听得明白，收到良好之结果。再说，这些演说稿完全是靠他人的手工速记，与原意难免有所出入，正如他自己说的“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睱预备，事后亦不睱取速记稿而订正之。”先生认为讲演能转移风气，而欲自强，必先从人心风俗开始，因此，他特别重视演说。早在１９０１年８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时，他就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以便灌输爱国思想。他重视演说，还可从他婉绝总统府官礼处的函请，可见一斑。他宁愿不出席大总统宴请，而践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这次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是回国后的第１１场演讲。

　　这场演说是在１９１７年初，蔡先生已步入知命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酣战之中，国内正处军阀混战阶段，正像国父孙先生说的需要蔡先生“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于是就有这场演说的发生。


二、正文

　　一开头，蔡元培就开门见山地对那些老资格的学生说，在严复当校长时，我作为教育总长就来过，现在，我作为校长有三件事要告诉你们，即：宗旨、德行、敬师。

　　关于宗旨：

　　蔡先生首先提出，“抱定宗旨”，就是入学的明确目标。早在总结兴办近代教育六问题中，他就把“宗旨”放在第一位。在民初，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对于新育之意见》，强调了教育的鹄的。他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而面对今天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诉他们：“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原因是以前的入学者都是那些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上学时，还带着佣人、听差，学生被称为“老爷”。据陶希圣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学生备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指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据顾頡刚回忆：１９１３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而学生则带听差上学，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毫无读书兴趣。如此背景，足见他们志不在求学，而只是混日子，搞关系，猎取功名利禄。这些学生对做学问的、要求严的老师，不受欢迎，而对那些在京城有官职的，不管他上课负不负责，却倍受青睞。所以，他们读书，平时根本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试题范围，便于他们应付过去。面对这一现状，蔡先生明确地告诉他们：北大是所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不是升官发财之地。如果你志在做官发财，当然平时对学习毫无兴趣，以致放荡好游，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开个夜车，背背讲义，应付过去，不管学问不学问，只争分数之多少。考试结束后，文凭到手，混迹社会。蔡先生严肃地问道：这能说实现了求学的初衷吗？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到社会上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必将“误己误人”。

　　蔡先生严肃地指出：凡想升官发财者，想当法官的可到法律学堂去，想做生意的可投考商业学校，何必来此大学？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北大的改造，而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试想，一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观念，如何去坐冷板凳、如何去做学问？为了使北大能成为做学问的地方，蔡先生作好了第二步准备，对那些不称教职的教师进行整顿。在教师中有一些怪现象，如教英文的老师，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有人不得不提出，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还有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以前北大有些洋教员，都是通过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都好，但资格都老了，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蔡先生采取了断然措施，却引来某国教员的“控告”，以及某驻华公使直接与蔡先生交涉，但都被蔡先生决然辞退了。

　　蔡先生早在民初出任教育总长时就蕴酿了改革教育的主张，提出了五点教育方针，这些都需一一实施，经过德法游学，看到异国在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凭着他一贯善于反思的品性，为了造就“研究高深学问者”，首先他对学问作了诠释：“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这具之物。”为此，需要一批带头人、指导者，于是就启用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效忠清室的辜鸿铭、醉心西化的胡适之、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国民党员李石曾等，不管你在派别上是新的，还是旧的，认识上是洋的，还是古的，也不管你在思想上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你学科有特长并能发挥出来，都被包容了进来，这就是蔡先生说的：“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既为做学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是“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

　　同时，蔡先生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吸收了西方办学精神，调整了学科结构，为做学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围绕着“改革……学生的观念”出发的。而正是由于这些教育思想，开了社会风气之先，推动了旧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发出的第一个要求。

　　关于德行：

　　其次，提出“砥砺德行”。这是针对北京社会道德沦丧的背景而提出的，那时败德毁行　触目皆是，社会风俗已根基深固，而风俗之厚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北大的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地位甚高，移风易俗，应该责无旁贷，这首先要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但要思所以感己，更要能以励人，如果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何足以感人，更谈不上树立良好风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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