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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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绥之　柳尚彭 　 　 　　一九二六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当时，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奉、鲁军阀进攻国民军，并且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干涉和联合示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团体代表于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请愿代表与卫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伤。

　　十八日上午，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总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在演说中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要求会见执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被拒绝，群众正待转移往吉兆胡同找段祺瑞，卫队旅长经请示段祺瑞后，竟向群众开枪，又指示大刀队插入群众队伍肆意砍杀，群众被杀害者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成为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国务院发出通电，无中生有，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暴徒手枪数支”。十九日，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诬指他们“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殴军警”。

　　三月二十日，为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在“时论”栏刊登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陷青年“啸聚群众，挟持枪械”，“殴击警卫队”，指责他们“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攻击共产党“必欲置千百珍贵之青年于死地”。《晨报》主笔陈渊泉于三月二十二日，发表了《群众领袖安在》的署名社论，追究“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胡说“群众领袖”胁迫、诱骗青年去执政府请愿，自己却“一车疾驰，不知去向”，因此，“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呜呼！铁狮子胡同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三卷六十八期上，发表了陈西滢的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段祺瑞执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祺瑞是“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并强调指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各界人民数万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同志（公开身份是北京中法大学学生）担任大会主席。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在本校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追悼会。三月三十日上午，广东大学召开追悼北京殉难烈士大会，中国共产党粤区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担任主席。上海、天津、桂林等城市，也开展了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抗议活动。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得知段祺瑞卫兵枪杀请愿群众的事，极度愤慨，那时他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已写了三节，听到这惨绝人寰的消息后，无法再按原来的思路写下去，把满腔的悲愤注入到这篇杂文的四至九节中，鲁迅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并郑重其事地在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他积愤难遣，长时间独自在礼堂外徘徊，接受追悼会的服务员程毅志的要求，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念刘和珍。这一天，写《“死地”》，针对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上几个论客的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再蹈死地的谬论，进行了驳斥，鲁迅说：“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并启发青年从这次徒手请愿的流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清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残本质，进行更有效的战斗。三月二十六日，写《可惨与可笑》，揭露段祺瑞政府为屠杀群众寻找借口而制造共产党“暴动”的谰言。指出伪造证据、强加罪名，是清末以来反动派屠杀人民、陷害革命者的惯用伎俩；同时还戳穿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妄图借此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的阴谋。就在这一天，《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自三月底至五月初，鲁迅先后在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作短期避难，并坚持进行教学活动和创作活动。四月一日写《记念刘和珍君》，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刘和珍，愤怒谴责反动派。四月二日写《空谈》，总结这次惨案的教训，号召革命者改变斗争策略，停止请愿，采用“别种方法的战斗”。

　　　　
　　　　（摘自薛绥之　柳尚彭《〈记念刘和珍君〉教学难点试析》) 　 　 　 TAG: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