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不堪作教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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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理牵强，以失败之游作训人资本

　　本文主体是记游，前面分析的给山名正音辩谬不过余事。如果记游精彩，议论新警，仍不失为大醇小疵之佳篇，无伤其传诵价值。可惜王安石不善记游，或不屑于叙实情，只有大发高论的兴趣。只凭自逞学问、教训人世的性格冲动左右记游笔墨，以至记事过于粗疏单薄而议论延伸过远、铺张过盛，事与理不能相应相称。加以此公自视高才而“动笔如飞，若不经意”的才子习性（《宋史·本传》），则全篇内容漫无中心、东拉西扯，行文凌乱，也就势不可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著名的山水游记不少，随便取几篇一比读，当知此言不诬。

　　先看游山记叙部分，这应该是全部议论的事实根据。只有写活写足游山的事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后面的议论才能水到渠成地触发而出。道理必须有生动贴切的事实作基础，才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与可信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学、乃至哲学之作，都极重视先摆明事实，后概括道理。王安石此文名曰游山，实写游洞，中间一段即记叙此游，篇幅不能算少（与后面议论大体相等），而记叙游观所见却绝少：开始说前后洞的几句，事在入洞之先，是不必身游，只听介绍也可知的；后面“有怠而欲出者……遂与之俱出”已是废然而返，只能算游余的扫尾笔墨。认真说，这些都不能当作身历洞景、正面记游的主体文字。全文真记身游的不过一句：“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山洞深者，愈深入愈难行，景与洞外益殊，这是任何进过山洞的人都知道、甚至不曾游山都能想见，倒是愈深入愈易行而与洞外无异，才足称奇，值得一说。自视志高千古、才大盖世的介甫先生，却拿这点人所共知的常识当作此游的发现，为文记之，以炫示天下！而“难”之状，“奇”之景，却一字写不出，只给人一个不说也知道的抽象概念，读不读并无所新感受，是虽不作不读可也，此记有何可“范”之处！瞎吹者谓“深人无浅语”，然而苏东坡指出古有“以艰深文浅陋”者，鲁迅先生亦有言：名人说的话不一定都是名言！前人已指出：“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而今的教材编者却知得不知失，把这一大实话赞为“异常简括”是“递进式的因果关系”。不思文学要是“简”掉任何生动形象，全概“括”成因果逻辑的概念，天下还要文学干什么？迷信王安石其人，把他的浅薄意思也百计说成深刻无比，不论对提高鉴赏力与培养素质，都有害无益。

　　其实，记游的主要文字根本不在叙深入洞景，乃是在记此游浅入即出之败兴：“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连他人的十分之一都不曾到，就随“怠而欲出者”俱出。实在说，此洞尚未真游过！景亦无所见，事亦无可记，介甫也无从瞎编，如实交代道：“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纯属失败之游，责任全在自己，无可推诿！常人处此，是不会作游记示人的，因本无游观可记、心得可言；要作也只能《记悔》《记愧》而非记游。

　　荆公可是坚毅非常之人，一生耽于“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无论仕途出处之择、敛财治民之术、《诗》《书》《周礼》之训释、文字音义的说法、诗文篇章之命意，乃至懒洗脸、不更衣、须生虱等习性癖好，时时处处都精心自构了一副“奇伟高古”的形象。中国有过伟大的古文明，容易崇古贱今。而荆公执政时教育神宗帝：“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哉？”连唐太宗都不值一学，要学就学尧舜，真是古得没法更古了；且此事“至易而不难！”其志大得没法更大了，连孔圣人也不敢道此。志高趣远之至，崇古的读书人于是拜倒脚下矣。荆公一生以奇论辨博独反流俗，而俗人都好奇，愈奇愈迷，且名动天下的大名人越是鄙斥流俗，俗人就越想以狂热的膜拜表明自己已非俗不可耐之流。从心理看，神宗皇帝也不出古文化熏陶与好闻奇辩的俗流，所以荆公一怒，神宗就心怯。人臣享此威风，何愁文章不享盛名！率尔而为、了无新意的小文，评论家亦惊为“虽浅犹深”矣。反复强调“深人无浅语”，正透露出一消息：此文之传世并非因文的质量，乃以其人的显赫声名。荆公生前身后一直以志高、才大、思深、学博出大名，这篇小游记即已突出地强调“深”“难”“奇”，古今评论者也多少看出“文如其人”这一点。只是其人究竟如何？现如今已很少去翻读史料，哪怕是《宋史》本传。教者学者只记住几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的空头衔，是不足以知人论文的。

　　看过叙事，就可以按“课文练习（一）”分析此文是否“在记游的基础上说理，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按常理，火尚明、力尚足，入洞不到十之一，就莫名其妙地出洞罢游，这种事，除了自责，实无话可说。介甫可是非常人之比，他深于心计，懂得百事“择术为先”（帝问治世何先，荆公对曰：“择术为先”）。有术，则无话可说亦有文可做，而且能化凡为奇、变浅若深，以失为得，语无逻辑也貌似文有曲折……术之妙用无穷。故有术总是胜过有道，此国人所习知者也。中段貌似叙事，其实以辩议为骨干。例如此游所入未及十一，至浅也，而反复铺排推论：“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者又加少矣。”“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反复强化“深”，则自己“浅入浅出”的真相被障蔽，“深入”的错觉已在读者脑中印成，此笔墨障眼之术也。作者是个立志矫俗变世之士，对此次废游的关键原因，始终闪烁其辞，以至后文议论的诚伪，都无从辨识。文中说是“悔其随”，不记游洞却用许多笔墨写“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等情事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则咎在他人，而非悔恨自己，其悔不诚。正是“始终不肯认错之意，溢于言表。”而《教学用书》编者，却傻乎乎地说什么“突出‘悔’字，为下文借事说理作依据。”且那时所谓“火”无非手持大把松明，是“且尽”还是“尚足以明”？举目可知，怎会误信而随？作者是三十四岁的人了，怎么会如幼儿尾随大人似的“遂与之俱出”？即使悔随，再议论也不出韩文公“行成于思，毁于随”，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记游基础上的说理”可发？

　　这又是常人之理，介甫不然，史称“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观其行事可知，所谓“以辨博济其说”者，实即以自己的错误与失败辩说成对方罪责。试看从叙事之末句“余亦悔”，转到议论段的首句：“于是余有叹焉”，就可领教出王安石如何以失败之游反作“余之所得”的本钱之“辨博术”。作者撇开“悔”字不去深思自咎，却突如其来（《教学用书》却胡说“自然转入”）地叹起古人来了：“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时则从今溯古，地则由天及地，其事虽肤浅而所叹高大矣。下句却又放开古人，接以地夷近则游者众、险远则至者少一句，这本是妇孺皆知的废话，依据“深人无浅语”的思维定势，则又似概括出普遍真理矣。再将“险以远则至者少”的七字敷衍成二十三字：“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所罕至焉。”增字不增义，又恍若思致奇丽矣。近众远少二句议论虽与“古之观天地”不接，更和自己游“不能十一”而出之事无关，总算靠同义反复而语意连贯，“非有志不能至”的结论，也还顺理成章。“教学用书”力言：处处照应上段叙事，突出“有志”为中心，却是不实之赞。上段叙事根本回避自己有志无志，何处有过照应？这里首出非“志”不能，紧接“有志矣”，又立即叉开言“然力不足”亦不能，再又叉到“而无物”亦不能，步步节外生枝，何得谓“突出中心”？至于“志”“力”“物”，更被编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三事分立并列而谓：“阐明其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辨证关系”“从事物的规律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十分严密”……竟连颂扬经典哲学的动听赞词都贴上了！其实略一思考就明白：游山洞先要有意（《说文》：“志，意也”），次则身体许可，再带上必备之物这点经验，游人尽知，不游也懂，何须搬弄高深哲学？与游不游褒禅山又有什么要紧关联？且王安石与四人既有意游山矣，力又足、火尚明，是志、力、物三者俱足，“规律性、能动性”皆备，竟出而废游。此游的事实是检验“志、力、物论”诚伪的唯一标准，废游岂非“规律”破产、“能动”未动，“必要条件”实未必然也，胡吹些啥？此游成败与有无“志、力、物”无干，议与事脱节；大书三字为了故作深思状，全属无的放矢；三字非深游亲得，纯系面壁想当然而出，乃不争的事实。这等与事无据、把常识装扮为真理的议论，无助启迪读者，作者本无实感，虽不发可也。

　　在罗列了“志力物”这点旅游常识须知后，王安石公布“余之所得”了，据《教学用书》说：“是记游内容在思想认识上的理性概括和深化”，有“特定的思想意义。”即文中以下二句：“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这一句很莫名其妙，力能至险远、观奇伟，反倒可讥可悔邪？与全文立意大反，语无逻辑，也算“理性概括”？课文为之注云：“然力足以至焉”“下面省去‘而不至’之类话。”已见上文者下文可省，情理自明者可略，修饰语可以简约；要是连否定辞意也可省为肯定、或者去肯定辞能作否定句，则天下文章如何读？粗疏失语，文理不通至此，还好意思吹捧为“语言精要得当，以至文章难以增删改换”！教材之蒙骗学生，亦甚矣。下句“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按：“而不能至者”五字正当改换在上句“至焉”之后方宜。不可省而省，可省不省，“精当”云乎哉），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这是假定句——要是“尽吾志”的话，则如何如何。这恰恰表明议论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在反事实！这也正是“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的真正法宝！画鬼容易画人难，君子耻言过其行，故没那么多奇谈高论可发；一旦言不顾行，议论不受事实检验，任凭假设随意推论，即使成天“高奇”，有何难哉！又如前面叙事一字未提及“人讥”，名曰“悔随”实“咎其欲出者”，至此却大书特书“于人为可讥，于己为有悔。”倒像挺委屈似的，此皆言不顾行，议不由衷，死不认错之作风也。青少年一代，最好别学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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