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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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故事,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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