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共二十首，原序说这些诗都是醉后所写，故总题为“饮酒”。这一首写诗人如何从大自然里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获得恬静的心境。
返回自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他把这一理想落实在“人境”，于朴素的田园生活中追求精神的自由完满，宅心玄虚却不轻忽人事，精神高迈而不废人生。“车马喧”意谓奔竞于仕宦之途的喧嚣。这里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系自赋身处人境，不废衣食，犹能免于世俗的困扰。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诗人以“君”自指，自问自答，言语之间自豪而自足。“尔”，作如此、如是解，概指前面二句。“心远”谓心境高远，有此一心境遂能免于“车马喧”，其地得以自偏。陶渊明之居处，只是结一草庐，然而在他的周围是蓬勃生发、活泼宽舒的大自然，俯仰之间，物我两忘，中情欣乐。而陶渊明所托，亦不专在其屋与其耕。耕种之余还读吾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有“素心人”一同“抗言谈在昔”、“登高赋新诗”、“言笑无厌时”。这些人文生活，乃使人从其短暂的百年生活之外，接触到自有人文以来的千载人生。陶渊明身居田园，一面亲就自然，一面又能在人文陶冶中，成就了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涵养了一个自由、高迈、充沛的心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心与自然的会意和亲近。“采菊东篱下”本是写实，陶家庭院东边有一道篱笆，篱下种着菊花。因为陶渊明爱菊、咏菊，寄托着高洁的情致，菊花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后人只要言菊花就会想起陶渊明。连带着“东篱”这个词也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象征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品格。“南山”即庐山。庐山拥山川之灵异，历来为高士逸民栖居之地，陶渊明亦常往来之。又《归园田居》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南山在现实里和陶渊明的精神上都隐然是世俗尘网的对立物。陶渊明以其高洁之情怀、悠然之情兴，会心于南山，物我两契，陶然自乐。
“山气日夕佳”紧承上句“悠然见南山”而来，是南山的暮景。傍晚，山上的气象愈发美好，在这从容而浑然的暮色里，飞鸟一群群地结伴而还。陶诗的自然意趣常常寄托在对于飞鸟的吟咏之中。飞鸟翩然来归，既可以看作是陶渊明归返自然、躬耕自乐的艺术的化身，又是诗人感兴悟会的物态天趣。飞鸟晨出夕还，眷恋山林，宇宙万物莫不顺乎自然；人亦当返回自然，摆脱礼教的各种约束和世俗的各种机巧与虚伪，回到质朴的状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陶渊明从飞鸟悟出返朴归真的人生真谛，不胜欣慰。他本想说明白，却又不可言传。“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谓“真”，即是人的自然本性。萧统《陶渊明传》言其“任真自得”，陶渊明在田园中保全了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涵养了一种适性与自得的精神境界，“真”是他的人格力量，“任真”使他能够独立于虚伪、污浊的社会之外。他从大自然中领悟到的这一“真意”即是其人生理想。
（选自《诗词曲联精鉴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行路难》（其一）赏析（吴企明）】
《行路难》，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南朝诗人鲍照就写过《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中有些诗是传世的佳篇。李白的这首旧题乐府诗，继承了鲍照的艺术传统，抒发自己政治上遭遇挫折后的愤激之情，并吐露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全诗可分三层，每层四句。第一层，诗人面对“金美酒”、“玉盘珍羞”这样精美的食馔，却因心中充满着难以排解的烦恼，“停杯投箸”，无法下咽，他“拔剑击柱”（诸本均作“四顾”，一作“击柱”，误）心意茫然。“停杯”二句，自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化出，却有青胜于蓝之妙。“停杯投箸”比“对案”更具形象性，“心茫然”比“长叹息”更能深沉地表现无所适从之感，与下文“多岐路”遥相呼应。第二层紧承上层诗意，对“行路难”作正面描写，写出“四顾茫然”的政治原因。前二句，用“冰塞川”、“雪满山”作比喻，说明自己的仕进道路受到阻塞，济世安民的理想无法实现。明人朱谏说：“黄河与太行，水陆之要冲，天下之达道也。将欲渡黄河与？则冰塞而不可渡；将欲登太行与？则雪满而不可登。”（《李诗选注》卷二）确实，本诗以水陆之道途难行喻奸佞当道，世路艰难，寓意很清楚。后二句，用两则典故借着历史人物忽受重用的事实，表达了自己能重新得到任用的愿望。“闲来”句，用姜尚典，姜尚未遇周文王以前曾在渭水滨溪垂钓，事见《水经注》卷十七；“忽复”句，用伊尹典，据《宋书·符瑞志上》载：伊尹未遇商汤以前曾梦见自己乘船在日月旁经过，后来被商汤重用。姜尚、伊尹巧遇明主，固然给诗人迷茫的心田注进希望之光，但当他的思路一回到现实人生中来，又感到世道多艰，心绪茫然，因而连用四个三字句，反复咏叹“行路难”，节奏短促，声调低抑，唱出无穷忧虑和焦灼不安的心声，回应上文“击柱心茫然”的诗句。毕竟诗人对未来还存有一线希望，因此，最后二句笔锋一转，括宗的话，表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终有一天能乘风破浪，冲开险阻，远渡沧海，实现自己宏大的理想。《唐宋诗醇》以为本诗“尚未决志於去也”，因而推断它作於“被放之初”，即是天宝三年初离长安之时。细绎全诗思路，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
本诗篇幅虽然不长，却具有长诗气势即跳荡、波澜起伏的特色。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诗人将自己的失望和希望，抑郁和奋发，急遽地迭相交替、变换，再间以长短句，适当运用感叹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诗人情感迭变的心理历程，他的苦闷、迷惘、愤慨与充满信心、执着追求交织起来的复杂心态。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屈守元）】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公元７６１年杜甫在成都所写的一首著名歌行。杜甫于公元７５９年年底由甘肃成县来到成都。第二年的春天，依靠一些亲戚朋友的协助，他在万里桥西、百花潭北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草堂。从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变以来，流转兵间、奔波秦陇的杜甫，总算暂时歇下脚来。这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可是，好景无多，草堂营建不到一年，蜀中政局发生了变化。公元７６１年２月，御史大夫崔光远来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崔光远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以赌博结识杨国忠，走上升官发财的红运。安禄山攻长安，唐玄宗派他作京兆尹，留守西京，他曾向安禄山投降，后来又跑到灵武，跟上唐肃宗，又变成了唐室的“忠臣”。他作成都尹不到一个月，东川将段子璋叛乱。崔光远依靠部将花惊定的力量，协助东川节度使李奂讨平了段子璋。花惊定部下的滥兵趁机对人民肆行抢劫。甚至断人手腕，掠取金钏。崔光远这个毫无学识的赌棍，对诗人杜甫当然不会尊重。杜甫的《百忧集行》说：“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这个“主人”，就指的是崔光远。这时候杜甫还写了《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诗，托物寄兴，可见他心情的恶劣。这年八月，恰恰遇到成都平原风雨成灾。杜甫经营了一年多的草堂被吹破了，草堂前的二百年楠树也被拔倒了，他为此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这场灾害还致使“灌口损户口”，威胁到人民的生命。杜甫写了著名的《石犀行》，讽刺石刻犀牛作为镇江的偶像是“诡怪”，嘲笑道：“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就在这样时局动荡，诗人遭到冷遇，又加风雨成灾的情况下，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这首诗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现实，而且也表达了诗人改造现实的愿望。“心夺造化回阳春”，这是相传韩愈在杜甫坟前题诗中的一句，尽管这首诗的真伪很成问题，但是杜甫有一颗“夺造化回阳春”的心，确是不假！
全诗一百七十一字，二十三行，可分为三节。
第一节风破茅屋，先从风写起，接着就写它破坏茅屋：“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成都平原的农历八月，本是秋高气爽的好节候，却刮起了怒吼的狂风，这是突变。古人谓之曰“突异”。狂风一起，诗人首先感到是自己的茅屋遭受侵袭。一个“我”字是用得很亲切的，为下文的“吾庐”的“吾”字伏下照应之笔。“三”是个虚数，古人用“三”，有时形容多，有时也可以形容少。“三家村”表示不多几家的小村落，“三”就形容少。这里的“三重茅”，说的是草堂盖得很薄，不多几把茅草。因为薄，所以经不起风吹。“三重茅”是杜甫当年所居草堂的实况，今天的草堂，作为纪念诗人杜甫故居所在的名胜之地，已经看不见他的旧屋了。“茅飞渡江洒江郊。”风卷茅草，飞过浣花溪，然后向溪对岸的郊原纷纷下坠，这就是“洒”，“洒”字非常形象。有的本子作“满”，那就太平庸了。前人已经把作“满”的本子指为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