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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11-01 11:55:11 | 浏览次数: 33018 次 | 栏目:初一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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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了有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出殡那天,有10多万北京市民参加送葬,李大钊与林伯渠等亲自为孙中山抬棺,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示威。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消息传来,李大钊与赵世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在 6月3日、10日、25日连续3次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秋冬,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又领导了北京的关税自主运动和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的运动。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群众,举行了3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讨伐张作霖的示威大会。2月又在天安门举行了反英讨吴(佩孚)大会。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的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掀起了群众性的抗议高潮。3月18日,北京十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卖国的罪行。会后,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负伤的惨案。李大钊在头部和双手负伤后,仍不顾危险地指挥退却。当晚又主持召开北京党、团会议,布置慰问伤者,追悼死者,组织下一步的斗争。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反动政府对李大钊等革命者发出通缉令,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3月底,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兵营内办公。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段祺瑞宣布下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军警、特务和东交民巷帝国主义的间谍勾结起来,不断地监视和跟踪革命者。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9月,党中央通知李大钊等离开北京南下武昌。行期已定,李大钊临时又改变计划,他说:“我现在工作实在摆不开……”所以,他叫同志们先走,他后走。对南下的干部人选,李大钊从全局出发,决定调北方区委大部分中坚骨干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区。几个月间,调往武汉和南方的干部有何孟雄、张昆弟、吴雨铭,陈毅、杨靖宇、王荷波、史文彬、安体诚、于树德等许多人,而李大钊自己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领导着北京的对敌斗争。

  1927年初春,敌人加紧对北方领导机关的监视,风声更紧了。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炊事员张金印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敌人逮捕了。李大钊的处境更加险恶了。在这前后,有许多老朋友和关心他的人士,托人送信或亲自拜访,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夫人赵纫兰更为他担心焦急,不时地劝他,李大钊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李大钊就像一棵青松,俨然挺立在严寒风雪中。

  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出动了三四百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一带,冲入旧俄兵营,实行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在屋里伏案写作,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一个特务拉出前些时被捕的工友,指着李大钊说:“你认识他吗?”这位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友摇了摇头。那家伙狞笑着说,你不认识他?我可认识他!随即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范鸿吉、谭祖尧、杨景山、邓文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优秀革命者以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等 80余人。
 

  李大钊被捕以后,受尽了敌人的残酷拷打和折磨,敌人惨无人道地用竹签敲进他的指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他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27年4月8日《晨报》报道:“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同日《顺天时报》也报道: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李无确供”!

  《晨报》1927年4月17日又报道:李大钊被捕10天来,受到了多次审讯。每次审讯,李大钊除对于“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

  审讯和严刑拷打无济于事,张作霖变换手法,企图以高官厚禄进行收买,但遭到李大钊的严词痛斥!

  李大钊的夫人和女儿,虽然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他的女儿李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了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是一种伟大力量――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北京25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要求将此案移交法庭处理。学生群众、社会名流和他的同乡好友,多方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准备采取劫狱行动。李大钊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让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党组织忍痛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说服铁路工人放弃劫狱的行动。

  李大钊在被捕期间,写了《狱中自述》。这是一篇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为了挽救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们,他在“自述”中把一切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要当局“不事株连”。在这生死关头,李大钊没有自己,只有他人,这种伟大崇高的精神,天地为之动容!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陷入了危机之中,中国的天空乌云翻滚。不久,蒋介石便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组织所谓特别法庭秘密审判,对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9位革命者处以绞刑。下午2时,敌人把李大钊等押送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处死,李大钊像平常一样镇静自如,和往常一样,身穿那件退了色的长袍,第一个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时年尚不足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19名烈士。

  在李大钊被捕期间,报纸对李大钊的品格、为人也做了大量报道: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

  李大钊牺牲后的几天里,中外记者纷纷到李大钊家中采访李夫人。到了李大钊家里,一个个大惊失色,他们根本想不到,像李大钊这样中外驰名的教授,家中生活竟是这样贫苦。第二天,各报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是的,李大钊在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过程中,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

  李大钊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深感悲痛。党的机关报《向导》发表了悼念文章,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闻讯后,痛哭失声。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向他致哀。李大钊的灵柩寄放在北京宣武门外浙寺内。1933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北京大学的师生和李大钊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达一百多人。4月23日,大批的学生、工人、市民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冒着白色恐怖为他送葬,形成一次悲壮的示威。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牺牲。当灵柩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时,党组织送来的一块刻着镰刀、斧头图样和“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墓碑,由于当时环境所限,也和灵柩一起埋在地下。50年后,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它才重见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他的家乡建立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诗文选集》。北京大学1981年、1982年两届毕业生,自愿捐款,塑造了他的半身铜像,立在校园内。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的灵柩,移葬于新建成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墓前是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墓后是一座青花岗岩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央为他撰写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庭院的正厅,陈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烈士的石刻题词和介绍烈士事迹的图片展览。同年,10月29日,在李大钊诞辰94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首都各界代表5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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