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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交响重奏

11-01 11:52:03 | 浏览次数: 22818 次 | 栏目:高一语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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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段最后将此天人合契的同情共感,由原本只是“是日”禊事之“可乐”,扩展成“不知老之将至”这足以“俯仰一世”的生命观照。在次段即言“不知老之将至”,“自然快足”只暂时于己,而“向之所欲,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真实人生处境。

  那么,由“暂得于己”“不知老之将至”,到“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两种看似绝然对反却又交续应生的情识反应,正是羲之由共感既又自省于<兰亭诗 >的细密完整、不可割裂的阅览经验。在第三段,羲之更将这种阅览感怀置放在整个时间之流中作一番察。

  读者的感发所以会有“若合一契”、“其致一也”与“嗟悼”“有感”、“不能喻怀”的交叠并蓄,正是一方面热切同情于作品中以“因寄所托”“欣于所遇”暂得的“不知老之将至”的快然自足;而另一方面却又以“情随事迁”的后设身分,冷眼省视所欣所之“已为陈迹”及相与之人随化终尽的事实。讲到这里,当然可以清楚分辨,《兰亭诗》中虽亦强调古今同感,却偏重阐发冥游逍遥这一点,而《兰亭序》中“今昔”、“后今”的共“视”这双重的视角就是他双重的体验,也是他双重的身份;是他最后为何还是要回到这些不可逃避的人生事实的最大缘由。这双重的视角其实让《兰亭序》摆脱了兰亭诗一意用人文玄理所打造的达观意境,而加入了人必得面对生命死亡事实的悲凉层次,也更包涵了迁变的悲凉面。

  于是由羲之个人哀乐交作、生死连兴的感怀,至于此一相对交并的双线结构在历史时间中的模式演练,最终证成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句,就不能只是视作对《兰亭诗》中“安复觉彭殇”的驳斥与批判而已,自亦不能据此就说《兰亭序》流露的无非就是人生无常的消极感慨;其实否定兰亭诗人提出的游心玄同、体道至乐的方案,并不必然就是悲观颓靡,相对地反倒揭露了计较长短、爱生恶死的常情本性,而正是这样一种对长生(无死生)的热望与坚信,激促人们作种种可能的努力,以及承受一次次落空的打击。因此“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固知”,毋宁就含括有反省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沉缅理想的感性坚执这两种对反连生、难以分言的认知体构,而完备地总结了《兰亭序》一篇所展现的不悔不避、全程参与的生之勇气。

  虽然兰亭诗人已经摆脱应时顺天的被动地位,不再随波于时间长河,改以一种哲思玄心来齐参差、混万殊,但是“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却道尽了情变多端,玄同共感难以持续、久执的悲哀;而就在事往情迁的重复堆栈中,其实也就悄悄染溃出起讫、久暂、陈新这不同的时间色调与刻度。因此时间并不曾因“是日”之欣乐自足而扭转轨迹或停驻一世,就在情事变迁的间隙中仍惊见其无情残酷的告白。很明显地,兰亭集当时所形成的“代谢以周”的循环时间观,在《兰亭序》中,因羲之自身情识更迭的具体经历─由作者至读者、由欣遇得己至所欣既倦,又转换成线段的标示出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线性的时间长河,一般写春游行禊的作者,却重在撷摘、颂美那最欢娱壮盛的一段,而怨怼时光无法长此明丽,隐晦其余暗淡部分;除了修禊诗文,大抵游娱之作,都不免同此心境,如石崇《金谷诗序》及陶潜《游斜川诗序》亦云:

  共赋诗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魂池、土屈,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画夜游宴,屡迁其坐。……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陶渊明)

  由资料可见,石崇、陶潜所以着列同游诗作及年里、名号,为的是留记当日那一段欢悦时光,据以抵免凋落遂往的悲慨;《游斜川》诗曰:“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从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正说明了二人重在抓执今朝、是日之“乐”,而有意去忽忘明日或其至是一世、千载之“忧”。然而相对于这样一种执今忘明、取乐忘忧的模式,羲之却是热切、仔细地体检人生时间中所有亮黯明灭的阶段。暮春和气的明朗、兰亭山水的清丽、修禊觞咏的畅放,乃至相与遇合的快然,栩栩分明又层叠交错地圈围身旁、引逗人心。同样地,情随事迁的感慨、所欣既倦的枉然、修短随化的沉痛,亦犹如刻削般道道精确、快速地逼显成真,令人触目伤心却又无从闪躲。正是如此真切地体受生命中纷至沓来的每一份悲喜,因而既不因一时陶然欢快而从此忘我出世,亦不因面临现实悲凉便一味怅惘逃避。然则,针对生与死两大问题,如果说顺时行乐乃至游心逍遥,这一连串行为是表现了人们在重生与企求永生─即“如何生”这单方面议题上的种种努力;羲之个人所表现的则是将“必然死”视为思索“如何生”的相对前提。而正在“如何生”与“必然死”的对立之中,孤离与合一的对立之中,欣乐与悲痛的对立之中,人文精神才因为与现实生命拉拒吸斥,由虚幻无力变得坚实而有意义;而生命主体─我,也才能达到一种不偏不欹、不趋不避的“泰然状态”─“它意谓具有充份的喜悦与悲伤能力”,“从一般人处的半睡眠状态觉醒,充分觉醒”,并且“同人与自然充分关切,克服隔离与疏离”,“然而同时又体验到我自己是一个不可分的单元,是一个我”,最后,我“不再追求自我的扩张与衍存”,“我在生活中去做自己、去体验持己”。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愿意直接尝受一切,并加以响应(哀乐、悲喜、企求与幻减),不必依执任何东西(如神明或哲理),却勇于参与生活的王羲之。在魏晋名士风流中,他展现了属于自己的“泰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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