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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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Ｓ时期，人们在关注自身健康与命运的同时，也终于重新记起了那些与人类相比在这个地球上显然属于弱势群体的无辜的飞禽走兽的命运，也重新想到了那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人类与土地、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不免晚了一些，但人们毕竟想到了它们，想到了如何去解放、尊重和保护它们。

　　有一位以毕生的精力描述着大自然的作家，到了晚年曾由衷地感叹道：“一只被打死并被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再是一只鸟了。”因此他劝告孩子们，不要去博物馆里寻找自然。应该让他们的父母带他们去公园或海滩，看看麻雀在头顶上飞旋，听听海鸥的叫声，跟着松鼠到它那老橡树的小巢中看看。“当自然被移动了两次之后便毫无价值了。只有你能伸手摸得到的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然。”这位老人就是美国著名鸟类专家、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

　　像巴勒斯一样，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的原野上，还有一些伟大和崇高的身影，是可以作为人类和动植物所共同缅怀的朋友与知音，自由地来往于文学和自然这两个领域的。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自然，他们都真诚和勤恳地尽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以大自然为家，与鸟兽为邻，和昆虫作伴，并且用无限的爱心编织成守护大自然的芳草苗圃和花园的栅栏，用不朽的文字替鸟兽昆虫立言，重述着土地、荒野、猩猩、羚羊、细腰蜂和知更鸟们的生命故事。

　　有人把《沙乡年鉴》的作者、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称为“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和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这些赞誉对利奥波德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利奥波德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向世人发出的至今听来仍然振聋发聩的声音之一，便是他提出的“土地道德”观念。简而言之，他认为，“土地道德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进而他向那些不思悔改的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

　　这个伟大的道德观念和洪亮的声音来自于他对土地深深的理解与热爱。１８８７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出生在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的一个德裔移民之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自然热爱者，所以利奥波德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野外活动。位于密西西比河滨的伯灵顿有着绚丽的自然风景，小利奥波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大自然的温柔之手爱抚着。１９０６年，他成为耶鲁大学林业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为联邦林业局工作。由于某些认识上的分歧，他在１９２８年离开了林业局。但是他与大自然、与土地的联系却没有因此而中断，他把兴趣转移到了自己更为关心的野生动物的研究上了。有一年他得到了一家狩猎器械生产研究所的赞助，使他有条件在美国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州从事了一段野生动物考察工作，并写出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如今，他已经被公认为是野生动物管理研究这门学科的创始者。

　　１９３３年８月，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管理系的教授。他把目光和思想集中在重新认识人和土地的关系上，他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地生态观念和大地道德观念。他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罗伯特·马歇尔一起创建了一个“荒野学会”，宗旨是保护面临着被侵害和被污染的荒野大地以及荒野上自由的生命。他还买下了位于威斯康星河畔的一个废弃农场，举家迁入这个农场一座破旧的木屋里。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在这里观察自然的变异、思考土地的命运，并且亲自动手栽种了上千株松树，以便恢复这片土地上的生态，观察植物和动物们生命的繁衍与强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部分学生被动员奔赴了战场，他在人间灾难的岁月里痛苦地思考着土地和人类的命运。在此期间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书──《沙乡年鉴》。这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道德”，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他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也影响到政府对待土地和野生动物的态度和管理方式。

　　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７日，他接到一个长途电话，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他的著作，他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从４０年代初，他就开始谋求出版自己的著作──亦即传播他的土地伦理观的有效渠道，但一直没有畅通。现在他感到，他的土地上就要迎来曙光了。然而，仅仅四天之后，他的邻居农场发生了一场火灾，利奥波德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不幸去世。威斯康星河畔的荒野上再也看不见他那大地保护神一般的仙踪。他的灵魂回归了他一生所热爱的、并为之奔走和呼号的土地与荒野。

　　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包括那些无言的和无助的、甚至濒临绝迹的动物与植物，都拥有自己不可抹煞的生命的尊严、履历与故事。那是我们古老的地球这个“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全部记忆与文化谱系。但是这些履历和故事必须由最真诚和最具智慧和灵性的作家来整理和讲述。ＳＡＲＳ时期，让我们重新记起利奥波德的声音：“不论真理是否可能被误传，有一点却是如水晶一般地清晰：我们的自大和完美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忧郁病患者，它是那样为其自身的经济健康而困扰着，结果反而失去了保护其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是那样贪婪地希望有更多的浴盆，以至于失去了去建造这些浴盆、或者甚至应关掉水龙头所必需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什么比从卫生角度稍稍轻视一下过多的物质享受更有益的了。” TAG: